（9）本土制造？

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将英国流行音乐与其美国起源一刀两分地切开看待。除了美国人之外，对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来说，摇滚都是移植入原有文化的舶来品。Rock & Roll一词出自美国黑人俚语，意为性交。摇滚起源于南部各州，先是以节奏布鲁斯的形式面世，后来又与农村白人的乡村音乐杂交——而乡村音乐又起源于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以及法国的民谣。加快速度，提高音量并加入性元素的摇滚在刚刚登陆英国之时就立即遭到批斗，被人称作异化、猥亵、无政府主义、败坏人心的“黑鬼”音乐，彻头彻尾的非英国化。这不仅仅是零星几个在肯特公园里闲坐的退休空军军官所持有的观点，当时十分流行的音乐杂志《旋律出品》（1）对摇滚的评价是“流行音乐所遭受过的最大劫难……无论是在配器方面还是在演唱方面，摇滚的技术都与爵士乐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背道而驰——即良好的品味与音乐的品行。”*16*

当代的爵士乐爱好者以及音乐净化主义者们将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试图守住防线，但是那个恶魔般的猫王及其作品实在过于声势浩大且蛊惑人心，根本无法抵挡。英国最初的一批歌手与乐队很少自己写歌。当根张嘴就是一口美国腔，无数为了出头而苦苦挣扎的无名歌手把波·迪德利（2）、小理查德（3）以及法兹·多米诺（4）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列侬与麦卡特尼再一次领头突破，唱出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并使得几十个其他乐队纷纷效仿。甚至直到今天，在推出了无数经典名曲之后，滚石的音乐风格依然没有特别明显的英国气质。苔丝特·斯普林菲尔德（5）唱过几十年来最甜美的一首歌，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她，很容易就会以为她是个来自摩城唱片（6）的黑人美女，而不是来自海威科姆的天主教姑娘。

但是英伦三岛也有自己的音乐传统，日后将会反哺美国的音乐革命并对其影响重大，从歌声到歌词都是如此。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艺校的作用。但是民间音乐传统也得到了复兴，尽管流行歌手与摇滚歌手们对此并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约翰.O.列南恩（这是列侬名字的正式拼法）与保罗·麦卡特尼都出身于音乐气息浓厚的爱尔兰家庭，尽管都没能继承家族的音乐遗产。公平港口大会乐队（7）1967年在伦敦北部成立，乐队名称来自他们最初的排练场地；Jethro Tull（8）则是苏格兰长笛手伊安·安德森（9）于1968年成立的，诸如此类的乐队很快就会将英国民谣的一部分感受重新引入摇滚当中，其他例如范·莫里森（10）那样的歌手则在两者间频繁越界，丝毫不受拘束。

还有一股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音乐厅或者说综艺表演的传统，以及私宅里钢琴弹奏的或幽默或伤感的音乐。在例如《草莓田》这样喧闹而令人意欲起舞的披头士歌曲里，或者在《胡椒上尉》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中，听者都可以发现这些影响，游乐场的喧嚣以及马戏团乐器的嘈杂都在歌曲中依稀可辨。正如同样经历过丧母之痛的列侬与麦卡特尼唱得那样，“让我们全都起身随音乐起舞，这音乐走红时你母亲尚未出生。”除了充满利物浦怀旧风的披头士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乐队的歌词里也充满了地方特色。这里只举一个例子：Jethro Tull 1971年的专辑《Aqualung》里面点名提到了普林斯顿火车站，汉普特斯西斯公园以及皮卡迪利广场。次年在美国走红的专辑《Thick as a Brick》当中不但涉及了六十年代后期的绝望情绪——“沙堡般的美德已然一扫而空/毁灭的潮水/道德间的混战”——还提问道“你上周六需要比格斯（10）的时候他在哪里？”

打造英国风流行音乐最突出也最持久的努力来自奇想乐队，而且当年他们的做法还遭遇了重大失败。其他人纷纷打入美国扬名立万之时奇想却被挡在了美国国门之外，于是雷·戴维斯这个性情执拗的当代社会观察家就将目光转向了地方题材。他的歌曲内容从舞厅的式微与衰败到英格兰秋季的美景无所不有，但是1968年的《Kinks Are the Village Green Preservation Society》与这些歌曲则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正如雷·戴维斯所说：“其他人都认为所谓时髦就是吸食迷幻剂，嗑上一大堆药并且恍恍惚惚地听音乐，但是与此同时奇想却在歌唱离去的友人，干啤酒，机车骑士，坏女巫与会飞的猫。”*17*他并非言过其实。专辑同名歌曲中号召人们保存大量事物，尤其是大个丹（11）、草莓果酱、乔治十字勋章（12）、“福尔摩斯的口语”、小店铺、瓷杯、贞节、都铎时代的建筑以及古董桌子，同时还攻击摩天大楼与高层住宅区。这张专辑的销量与披头士相比可谓九牛一毛，但是却使得批评家们一个个坐立不安，搞不清奇想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在恶搞。今天这张专辑被誉为英国流行音乐六十年代最杰出成就之一，爱慕与讥讽、怀旧与搞怪的精妙结合。奇想不但对The Who之类的乐队有着极大影响力，还影响了日后的英国流行趋势。他们证明了振奋人心的摇滚音乐也可以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取材，而不必假装自己是纽约客或者阿拉巴马少年，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用假装自己是黑人。

摇滚是梦想家与人畜无害的幽默家的舞台，周末叛逆分子的乐趣工厂，他们的偶像忙于购置乡间房产，劳斯莱斯与毒品，无暇顾及国家大事。这些歌曲的政治成分极少。1971年《滚石》杂志采访列侬，问他如何看待披头士的作用，列侬答道：“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我们全都穿上了漂亮衣服。掌权的还是那群王八蛋，说话算数的还是原来那帮人，什么变化都没有。”反文化左翼人士也有同感。他们一直在参加越战研讨会与抗议示威，反对工党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高声呼唤革命的来临。正如同流行音乐的世界一样，这些活动也是美国的舶来品。当1965年反文化诗人们在阿尔伯特大厅组织朗诵之夜的时候，与包括亚德里安·米切尔（13）以及克里斯托弗·罗格（14）在内的英国诗人群体站在一起的是来自纽约与旧金山的大师，艾伦·金斯堡、劳伦斯·费林赫迪（15）以及格雷戈里·柯索（16）。诗人的声音总是最为雄辩。

自然，美国对英国影响最为强大的方面还是反战运动。越南团结委员会（17）在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门前组织三场抗议示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模仿美国的动机与做法，而这些动机与做法在美国的作用远远胜过这里。在合恩赛艺校，吉尔福德艺校以及华威大学的静坐占领只不过是美国与法国校园暴乱的苍白模仿。当时甚至就连美国最极端的地下活动也遭到了（名副其实的）苍白模仿，模仿者可怜兮兮地自称为白豹党，他们的主要革命目标是能够自由地参与摇滚音乐会，他们称摇滚是“人民的音乐”。1967年伦敦动物园猩猩馆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大会，题目是“解放的辩证法”。主讲人是美国黑人权力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18）。大会结束时一位英方组织者代表“我们这些根骨丧尽的白人知识分子，我们这些骨子里的资产阶级与殖民分子”做出了低三下四的道歉。大会上的学界泰斗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德国流亡者赫伯特·马尔库塞（19），他的中心思想是富裕社会是压迫性的社会，压迫性的基础在于“虚假需求”的创造，而且这一点无法通过常规的政治革命来加以改变。

在同一年，一位名叫居伊·德波（20）的法国革命家来到英格兰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他与20名铁杆英国革命骨干在诺丁山一座别墅里约定见面，结果只来了3个人，他们将整个下午都消磨在了喝麦克埃文斯啤酒（21）以及观看电视足球赛转播上面。不用说德波就此放弃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代英国革命者们根本算不得什么大威胁，以至于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公民史密斯（22）这样的角色将他们乐呵呵地融入主流电视喜剧当中。但是德波的追随者们则背负起了“愤怒者”（23）的名号，他们在1968年巴黎及南泰尔学生暴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规模如此之大的运动在英国前所未见——仅仅一天之内就有600名学生因为与警察发生冲突而遭到逮捕，暴乱最高峰时全法国共有1000万工人罢工。上百名英国学生前往法国参加他们期待中的革命，直到戴高乐携大选胜利的余威将暴乱镇压下去为止。

英国替代性政治在出版方面也没有能与披头士，The Who以及奇想相提并论的角色。《国际时报》（24）、《黑矮星》（25）以及《Oz》（26）之类的地下刊物只不过是对同类美国出版物在文笔、美工以及卡通风格上的照搬，但却缺少了粗鲁老道的工人阶级摇滚活力。国家与这些刊物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涉及一位思想特别不健康的15岁少年维维安·伯格，争论焦点在于他“加工”过的小熊鲁伯特（27）是否举止猥亵。小熊鲁伯特漫画在1971年漫长夏日里《Oz》杂志的受审过程中位于中心位置，尽管杂志方的律师约翰·莫提摩（28）尽了最大努力，雄赳赳的鲁伯特同学依然被裁定为举止不端。杂志负责人理查·内维尔（29）、费利克斯·丹尼斯（30）以及吉姆·安德森（31）最终均获处缓刑。庭审过程中年轻的伯格向陪审团说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言：尽管他的原意是想吓唬一下“你们这一代人……不过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19*阳根勃起的泰迪熊：这就是英国人应对革命的最好概括。

反文化运动终将逐渐消退，原因显而易见。这一运动没有明确的议题，对组织行为极其反感，参与者主体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没有有效联系，后者主要关注工资提升甚至还想要工人自己的企业，对于嗑药的长发学生以及愤怒黑人倒并没有多大兴趣。新兴政治当中能够流传下来的是反种族主义与女权主义，后者将进一步关注更为实际的议题，例如同工同酬以及为遭受家暴的妻子提供庇护，同性恋解放运动也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也以美国为榜样，尤其是在石墙暴动（32）之后。但是讽刺的是，尽管反文化运动极其鄙视商业驱动的流行音乐，但在打造英国特质方面却远远不如流行音乐成功。六十年代里前者完全依附于美国的风尚与声音，后者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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