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宋淇（文艺评论家、翻译家、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与钱钟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记得有段日子，他们每星期都有聚会。我父亲写过一封信给钱钟书，可以作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
那年头，父亲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1949年，宋、钱两家“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内陆，我们则南来香港，双方的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
1949年，钱先生选择留在祖国。对选择的原因，杨绛说得很清楚：“钱钟书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不愿用外文创作。”
我父亲来港后，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好友，便跟他们断绝了通信。1979年，我父亲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
我父亲与钱氏夫妇的通信，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138封。我父亲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钱钟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看着真是有点头痛。
曾有一段报道，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不到十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竟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我检视一下家中钱氏信札，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若拿一两封去拍卖，岂非天价？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是一种知性的快乐，多少钱也买不来。
父亲致钱钟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钟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美国明星）‘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据《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宋以朗/文 花城出版社出版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