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的提法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讲的“存心”其实就是天理，讲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实就是“去人欲”，程子提炼为“存天理，来人欲”，朱子和王阳明等大儒信守不渝。
但到底什么是“天理”，什么又是“人欲”呢？不弄清楚是不可能真正就去进行“存天理，去人欲”的，当然，信守这一信条朱子作为一个大学问家，给它提出过很多解释，但解释主要在于说凡事不是“天理”，就是“人欲”，这样对立起来，又不可避免的走向“是”与“非”的两端。
我想“是”与“非”固然有分明的必要，可是在“是”与“非”之间，不能不说最多还是一些中间的东西。比如爱人是对的，害人是不对的，那么社会普遍存在的却是既不爱人也不去害人中间的这么一些人，不是很正常嘛。
同样，如果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起来看，“天理”得也得不到，“人欲”去也去不掉，弊端倒产生了不少。
一是在概念上，对这两个的说法什么的都出现了，搅和成一大锅，天理包括人欲啊，人欲中自有天理啊，人欲就是天理啊，刚学完高中政治的还能说天理是共性、人欲是个性啊，都捡对自己有利的说，而且都找得到要说的话，以至变成纯粹的毫无意义的争论。
一是在实践中，这个是统治者才有的权力。学者没有把概念弄清，统治者可是以是否有利于统治把天理人欲分得很清，完全由权力说得算，这时候就算真正的天理被当成人欲清除掉也是易而反掌的事。但结果似乎得由提出者承担，所以，大家都看到，穷人没饭吃居然也是人欲，“朱门酒肉臭”居然也是天理，于是，反对朱子的更加理直气壮了，支持朱子的也未必不曾动摇。
可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程朱王阳明等提出这个“存天理，去人欲”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正好相反，他们用这个信条是用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这样完全可以，比如吃饭，你尽可以要求自己只是吃饱，不要美味，过得怎么节俭都可以。粗茶淡水还能高卧而乐在其中，很好，很值得敬佩。
但要提防它进入政治操作，或者即使进入政治操作但必须有一个标准。用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如果没一定的标准、范围，你到底应该怎么下手帮别人去这个人欲望呢？但这个标准、范围是什么，程朱王阳明好像没提过，始终还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标准，他们的标准呢？就是那完完全全的机会主义标准。国外有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必须有个底线的说法，中国虽然从来没有，但未必不可以参考。
我们看国外的言论自由。他们也是争论多多，却最终争论出一个底线来，言论自由当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比如能伤害到他人的话不能说的，那么可以说，言论自由的底线就在这里了，但表达意见或者批评政府却有着很清晰明白的自由，只是要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自己自由的前提。比如夜里不能大喊大叫吵得别人不能睡觉，再比如不能诬陷别人，造别人的谣。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严复翻译了密尔的一本叫《群己权界论》的书，现在我们翻译成《论自由》，就是讲公民自由，讲政府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制在哪里，有哪些个人基本权利是政府不能干涉的，比如生存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只要不伤害到他人，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当然，如果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政府或法律可以对他施加强制力，他也必须接受政府和法律的惩罚。总之，自由有个明确的限度，人民可以要求更多一些，但要底于这个限度，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了。
所以，我认为，“天理”、“人欲”就算进入政治操作并不是一定可怕，并且作为一个重要思想也应该融入政治，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底线存在，这个底线使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贯正确。民众有一定权利可守，不至于总是提心吊担自己变成人欲被天理的代表随时灭掉。
如果连一个底线也没有，很难说民众有什么正当的权利，则结果，不暴政压迫民众，就是民众起来造政府的反，永远在两极之间摆荡。因此，可以这样来看待“天理”和“人欲”，在个人对自己道德修身的要求上，自然是越严格越好。但在对待他人上，只要他没有越过共同的底线，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纵使你仍不满意他，你也没有任何权力去去别人的“人欲”，更不能你随便定一个标准就把别人骂臭、打倒，以天理的代表自居。而天理的范围尽可以扩大无妨，只要在底线之上的都可以是“天理”嘛，当然，“天理”根据自己的努力与否仍然有很多层次要分，但这属于另一方面的事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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