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的提法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讲的“存心”其实就是天理,讲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实就是“去人欲”,程子提炼为“存天理,来人欲”,朱子和王阳明等大儒信守不渝。
但到底什么是“天理”,什么又是“人欲”呢?不弄清楚是不可能真正就去进行“存天理,去人欲”的,当然,信守这一信条朱子作为一个大学问家,给它提出过很多解释,但解释主要在于说凡事不是“天理”,就是“人欲”,这样对立起来,又不可避免的走向“是”与“非”的两端。
我想“是”与“非”固然有分明的必要,可是在“是”与“非”之间,不能不说最多还是一些中间的东西。比如爱人是对的,害人是不对的,那么社会普遍存在的却是既不爱人也不去害人中间的这么一些人,不是很正常嘛。
同样,如果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起来看,“天理”得也得不到,“人欲”去也去不掉,弊端倒产生了不少。
一是在概念上,对这两个的说法什么的都出现了,搅和成一大锅,天理包括人欲啊,人欲中自有天理啊,人欲就是天理啊,刚学完高中政治的还能说天理是共性、人欲是个性啊,都捡对自己有利的说,而且都找得到要说的话,以至变成纯粹的毫无意义的争论。
一是在实践中,这个是统治者才有的权力。学者没有把概念弄清,统治者可是以是否有利于统治把天理人欲分得很清,完全由权力说得算,这时候就算真正的天理被当成人欲清除掉也是易而反掌的事。但结果似乎得由提出者承担,所以,大家都看到,穷人没饭吃居然也是人欲,“朱门酒肉臭”居然也是天理,于是,反对朱子的更加理直气壮了,支持朱子的也未必不曾动摇。
可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程朱王阳明等提出这个“存天理,去人欲”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正好相反,他们用这个信条是用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这样完全可以,比如吃饭,你尽可以要求自己只是吃饱,不要美味,过得怎么节俭都可以。粗茶淡水还能高卧而乐在其中,很好,很值得敬佩。
但要提防它进入政治操作,或者即使进入政治操作但必须有一个标准。用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如果没一定的标准、范围,你到底应该怎么下手帮别人去这个人欲望呢?但这个标准、范围是什么,程朱王阳明好像没提过,始终还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标准,他们的标准呢?就是那完完全全的机会主义标准。国外有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必须有个底线的说法,中国虽然从来没有,但未必不可以参考。
我们看国外的言论自由。他们也是争论多多,却最终争论出一个底线来,言论自由当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比如能伤害到他人的话不能说的,那么可以说,言论自由的底线就在这里了,但表达意见或者批评政府却有着很清晰明白的自由,只是要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自己自由的前提。比如夜里不能大喊大叫吵得别人不能睡觉,再比如不能诬陷别人,造别人的谣。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严复翻译了密尔的一本叫《群己权界论》的书,现在我们翻译成《论自由》,就是讲公民自由,讲政府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制在哪里,有哪些个人基本权利是政府不能干涉的,比如生存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只要不伤害到他人,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当然,如果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政府或法律可以对他施加强制力,他也必须接受政府和法律的惩罚。总之,自由有个明确的限度,人民可以要求更多一些,但要底于这个限度,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了。
所以,我认为,“天理”、“人欲”就算进入政治操作并不是一定可怕,并且作为一个重要思想也应该融入政治,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底线存在,这个底线使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贯正确。民众有一定权利可守,不至于总是提心吊担自己变成人欲被天理的代表随时灭掉。
如果连一个底线也没有,很难说民众有什么正当的权利,则结果,不暴政压迫民众,就是民众起来造政府的反,永远在两极之间摆荡。因此,可以这样来看待“天理”和“人欲”,在个人对自己道德修身的要求上,自然是越严格越好。但在对待他人上,只要他没有越过共同的底线,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纵使你仍不满意他,你也没有任何权力去去别人的“人欲”,更不能你随便定一个标准就把别人骂臭、打倒,以天理的代表自居。而天理的范围尽可以扩大无妨,只要在底线之上的都可以是“天理”嘛,当然,“天理”根据自己的努力与否仍然有很多层次要分,但这属于另一方面的事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个底线?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