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民楼藏品再看元青花（下）
刊登于2006年第3期《艺术市场》
萱草园主人 初稿时间：2005/11/06
最后修改时间 2005/12/11《正文》
八：元代景德镇官窑瓷的制作
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考证，很多人对蒙元时期的景德镇制瓷以及其制品是否可称为官窑瓷等问题都颇有争议。撇开该时期的杭州老虎洞制品与处州龙泉窑制品，本文仅就景德镇“浮梁瓷局”所制“御土窑”稍作涉及。
1.“浮梁瓷局”的设置期间
至元十二年（1275年）底，蒙古统治者攻占饶州，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掌管烧制内府瓷器（见《元史》卷八十八:“浮梁瓷局，秩至九品，至元十五年成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这些资料表明，饶州占领不久，元朝统治者就成立专门的国家机构管理瓷器烧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元贞元年（公元 1295年），元政府将浮梁县升为州。泰定年间（1324—1328年），景德镇制瓷由饶州路总管监陶，有命则供，无命则止（见《景德镇陶录》：“元，改宋监镇官为提领，至泰定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故惟民窑著盛。”）。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起，景德镇地区战争连绵，随后朱元璋控制了景德镇局势。因此，1352年左右应为元代“浮梁瓷局”的结束时期。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浮梁瓷局”从至元十五年至至正十二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七十四年的“御土窑”制作阶段，历史资料中可查的督陶官有泰定2年（1328年）的段廷珪与至顺2年（1331年）的堵闰（赴任期间病卒）。
（注：刊登时删除此段。《浮梁州志序》：“余（屠济亨）出守是州之二月，郡刺史段公（段廷珪）蒙旨董陶至州。”
元人俞希鲁编《至顺镇江志·人材·仕进·土著》：堵闰，字济川，金坛人。初辟浙西、浙东宪司书史，历昌化尉，信州路总管府知事，选为江浙行省椽，除从仕郎，建州路录事。再调承务郎、饶州路总管府推官。赴召入觐，以母老俾便传养，特改授镇江等处稻田提举，且赐金帑以宠行。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2.“御土窑”的图样设制
与普通民窑制品的随意绘画不同，当时“浮梁瓷局”制作的“御土窑”需要内府事先设计画样，然后才由制瓷者绘画烧制（“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 必由内府定夺样制 。”《大明会典》）。因此，这些制品在造型、图案方面都要比民窑器要求更高，显得更加规矩、严谨。从图样设制程序看，元朝“御土窑”与明清官窑不存在任何差别。
3.工匠
蒙古统治者夺取饶州后，景德镇工匠因手艺得以幸免，随后被统治者拨入各种手工作坊劳动。部分制瓷精湛的工匠分配到“浮梁瓷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的精简、重组以及协同劳作无疑对“御土窑”的烧制具有积极意义。
4.“御土”与“御土窑”
元代孔齐曾在《至正直记.饶州御土》中有如下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壶、碟、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文中的“御土”就是近人所说的“高岭土”，表明当时“浮梁瓷局”使用高岭土掺和瓷石的二元配方制造“御土窑”（图21-2）。（注2：高岭土，其矿物组成以高岭石为主，在1700℃以下不会软化，把它掺和在瓷石中制胎可增加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减少瓷器变形。）“差官”使用“御土”监造“御土窑”与明初“督陶官”使用“麻仓土”烧制“御窑厂器”极其相似，因此，这里可以进一步肯定当时“御土窑”制作系统的完善性。
有关某些民窑制品使用进口青料的疑问可以从《元史》记载中找到解释：“时工匠制造，縻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即耶律楚材）皆考覆之，以为定制。”说明当时工匠在制作官器时私藏成风。虽后有定制，恐怕也有所不及之处，这样才会出现上文中的“或有贡余土作盘”等情况。同样，绘画“御土窑”的工匠也难免私囊，使民间昂贵难得的进口青料流散于民间，制作出大维德瓶类进口青料制品。
（注：刊登时删除此段转载。耶律楚材：1190-1243，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又号玉泉老人。辽宗室。博学能文，元太袓定燕，召为相，历事两朝，凡蒙古陋风，悉为改革，元立国规模多出其手定，着有湛然居士集。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释道之学，并善诗文。
青年时代任金开州同知。金宣宗迁都后，完颜复兴留守中都，辟为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破中都后，成吉思汗于漠北召见，甚为赞赏，称为“吾图撒合理”（长髯人）。次年即随军西征。后在窝阔台汗时期长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为窝阔台定君臣礼仪，立课税制度，使蒙古国粗有仪制和法制、国用充足。废屠城旧制，保全攻占诸地人民。设编修所、经籍所、印儒家经典，开科取士，渐兴文教，召用儒者。官至中书令。窝阔台卒后，乃马真皇后当政，朝政多乱，力争不得，悲愤以终。卒赠广宁王，谥文正。）
5.元代御窑场所
以至今的发掘出土资料看，元代符合“御土窑”制品规格，即图案严禁、制胎规整的产瓷遗址主要有两处——湖田地区与珠山地区。
位于湖田地区宋代景德镇瓷遗址周围出土的许多元代青花残片与传世的“典型元青花”（图5、6、7、10等）极其吻合，可以确定此处为其生产地。从理论上讲，在毫无技术设备、初来乍到的情况下，“浮梁瓷局”承接前朝已有设备制造当代“御土窑”无疑是统治者的最佳方案。从以往历史发展看，明朝御厂建立在元朝晚期御厂侧近，而三百年后的清代御厂依然选择明代御厂遗址基础之上，这些历史情况都说明制瓷管理者充分利用已有环境、设备优势设厂制瓷的事实。
从制瓷工艺看，1988年出土于珠山北麓风景路的元朝晚期发掘品是确凿无疑的元代“御土瓷”，该处制品明显比湖田地区的精巧细致，可进一步说明珠山发掘品制作据后。从制瓷发展的角度分析，珠山御厂极有可能是由于某些原因，元政府在时机、条件成熟期间选择了更恰当的地理位置重建新厂所致。
从短暂的元瓷发展历史看，该时期与明清初期的官窑制作存在很大相似处：首先，建国初期制作相对简练的常用制品，当内府所需瓷器趋于稳定饱和的情况下，才开始注重欣赏品味，提高制品质量与工艺要求，精益求精。
根据以上诸多侧面资料可以看出元朝“浮梁瓷局”监造“御土窑”时，不论制作管理机构还是烧制程序都很有条理。因此，称这些制品为元代官窑瓷并不牵强。
九：瓶、罐的圈足与胎
传世品中梅瓶的瓶盖大都容易遗失，因此天民楼的这件带盖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图16-1）也就显得格外珍贵。无论是青花发色，还是器身典型的牡丹缠枝纹纹饰都极有元朝典型色彩。
图16-1：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香港天民楼藏品。
图16-2：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的瓶盖内侧特写。盖身有坼裂。
图16-3：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的瓶底足特写。胎底有不规则刮痕。
图16-4：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的瓶底足放大特写。可以观察到器底的修胎不是很注重细致、完美性，且该器使用程度不是很大，没有造成太多的圈足摩擦。
元青花鱼藻纹罐也是经常见到的典型元朝器。从该器的底足（图9-6）胎面细腻程度看，说明胎土淘练相当细腻，特别是摩擦面显得格外光滑。
图9-5：元青花鱼藻纹罐底侧局部图。可以观察器物底侧部的施釉情况。
图9-6：元青花鱼藻纹罐底足特写图。可以观察底足的修胎以及胎土细腻程度。由于该器使用频繁，因此导致底足摩擦程度较大。
图9-7：元青花鱼藻纹罐底足不同角度特写。有元青花器常见的挂釉现象。
图9-8：元青花鱼藻纹罐底足放大特写。可以观察底足的修胎以及胎土地细腻程度。
十：玉壶春瓶等的圈足与胎
从天民楼所藏的四件玉壶春瓶来观察，足底无釉（图13）与施釉（图18、19、20）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这些器物的胎土瓷化程度都不理想，胎土也显得有些粗糙。
图13-2：元青花人物纹玉壶春瓶器底局部。足底不施釉。胎土呈现极强的陶质感，没有足够瓷化。
图13-3：元青花人物纹玉壶春瓶圈足局部特写。可以观察陶质感胎。
图17-1：元青花缠枝莲纹双耳瓶圈足特写。香港天民楼藏品。该器与图13-2极其类似，陶质感很强。
图17-2：元青花缠枝莲纹双耳瓶圈足局部特写。可以观察陶质感胎。
图18-1：元青花花卉凤凰纹八角玉壶春瓶底足特写。香港天民楼藏品。可以观察其足内施釉情况以及釉层发色、冰裂纹现象。
图18-2： 元青花花卉凤凰纹八角玉壶春瓶底足放大特写。可以观察其足内施釉情况、胎土质感以及釉层发色、冰裂纹现象。
图19-1：元青花花卉纹八角玉壶春瓶。香港天民楼藏品。
图19-2：元青花花卉纹八角玉壶春瓶圈足特写。可以观察其足内施釉情况、釉层发色以及胎土质感。
图19-3：元青花花卉纹八角玉壶春瓶圈足放大特写。可以观察其足内修胎、施釉、釉层发色以及胎土质感。
图20-1：元青花折枝花卉纹八角玉壶春瓶底足特写。香港天民楼藏品。该器在造型、施釉、修胎等方面与器19存在一定共同处。
图20-2：元青花折枝花卉纹八角玉壶春瓶圈足放大特写。可以观察其足内修胎、施釉、釉层发色以及胎土质感。
观察天民楼所藏四件玉壶春瓶（图13、18、19、20）以及元青花双耳瓶（图17），给笔者的感觉是这五件器物存在以下特征：
1.胎土比较粗糙。
说明选用的胎土质量不高，选材不讲究。同时，由于烧制温度较低，致使胎土没有足够瓷化。
2.修胎不很精致。
从圈足看，修胎的缺点比较突出。或许是刀法并不娴熟，或许是制作随便、心不在焉，没有精益求精。总之与其它标准制品相比并不理想。
3.器物底足没有使用痕迹。
没有摩擦痕表明这些器物极少，甚至从没有被使用过。另外，玉壶春口颈部多断裂、重接，也表明这些器体并不结实。
在元青花瓷中，笔者还遇到与以上天民楼所藏玉壶春器底风格迥异的执壶，由于两类器物瓷化程度、修胎情况差别很大，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提及。与上文所提数件玉壶春瓶的底部修胎相比，该器制作讲究，胎土瓷化程度极为理想、细腻，属于典型的高岭土与瓷土配方所致，与前文所提湖田窑制品类似。可能因为日常容器频繁使用，执壶的底足修胎厚重，类似于元末明初的梅瓶底足修胎，与明初洪武执壶完全不同。这样的底足降低了器物重心，虽然显得有些粗重，但无疑增加了器物稳定性。与天民楼所藏四件玉壶春瓶还有不同的是，此器在烧制时还使用了炭灰铺垫，因此器底出现炭灰遗痕。这种烧制风格也类似于明初官窑制品，于是笔者认为该器应属于元朝时期制作讲究的“御土窑”日常用品，而前者似乎属于民窑器范畴，甚至部分器物（图13、14）与冥器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十一：后言
与元代所制种类繁多的青花瓷相比，本文资料显得微不足道、杯水车薪，笔者希望通过整理本文能进一步开阔读者的视野与思维。同时，现代仿元瓷技术改革及制作发展都极为迅猛，文中的许多照片资料属于首次披露，因此，笔者预感不久后景德镇的仿元瓷技术会再上新台阶，届时仿品种类会更加复杂、逼真，这些难以逃避的现实都会促使鉴定者与仿制者之间的攻防战进一步炽热、升级，......。
（后注：本文为分三期发表刊登，因此在前后章节上做了很大程度调整，导致节奏杂乱，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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