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自己根据《北大教职员录》对北大教师的籍贯分布情况的统计：
浙江六十七人。直隶五十五人。江苏四十八人。广东二十七人。安徽二十人。湖北十八人。江西十一人。福建九人。湖南九人。四川五人。山东五人。河南四人。广西二人。山西二人。陕西一人。贵州一人。甘肃一人，奉天一人。计二百六十八人。据十二年教职员录。
吴虞在当天的日记中并没有对这种统计进行评论，但显然浙江籍教职员约占北大教职员总人数四分之一的局面，不能不给吴虞以某种触动。同月，吴虞的日记中另一条记录可以看出吴虞对北大的某种判断：“蒋梦麟诸人运动汤尔和复职，竟未成功，然浙派之植党揽权，固可见也。”浙江籍人士在北大的做派被吴虞归结为“植党揽权”，可见吴虞对于“浙派”印象不佳。在同年8月10日的日记里，吴虞特地写下一条：“今日《顺天时报》，曰北大更换校长之先声一则，若成事实，必有大风潮，而浙派将有变更矣”，验证了其时普遍存在的浙江籍人士执掌北大及北京教育界的说法。不过浙派在打压其他人士的同时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吴虞的日记中曾记录下这样一条传闻：“据云，适之休偆，乃蒋梦麟之要求，盖畏之也。汤尔和、蒋梦麟、马夷初现排斥尹默，非厳之不可，暗杮焚烈。”根据上下文，这一说法似乎来源于吴虞的同事马幼渔。马幼渔也是浙江籍人士，对浙派内部的争斗想有更多的了解。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期才进入北大的川籍人士，吴虞不免会有隔膜之感。更何况，即使是在吴虞所在的国文系，派系斗争的情况也丝毫不少。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暗示背后有“某籍某系”的人煽风点火，说的就是浙江人云集的国文系。关于北大和国文系内部的地缘党争，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有详细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详述，提出这一话题，不过是想借此贴近“老英雄”当时在北大的客观境遇。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复杂人际环境的存在，以五十高龄客居京城的川籍人士吴虞无法在北大教员的群体中找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宿感。他在京城的四年中，交往的对象以亲戚、同乡和一小部分学生为主，和北大的同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马幼渔等人也有过交往，但多是工作上的往来，私交却都谈不上深厚。也许也正是由于始终与北大的“浙派”格格不入，吴虞在因“赠娇寓”诗而被攻击的时候，怀疑自己成为派系斗争的对象。在钱玄同的文章刊出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谢绍敏又来，言内幕有暗潮，闪烁其词，予甚恶之。达夫将予八条看过，言不糟，此后勿自答。如有内幕，达夫当为探察。”毕竟攻击他的钱玄同就是浙派人士，而主持《晨报副刊》的孙伏园也算周氏兄弟的心腹，一向以恶意来揣测他人的吴虞怀疑此事背后有“内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吴虞没有料到的其实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新文化人纳妾嫖妓行为的容忍度。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号称兼容并包，对于北大的教员，蔡元培本人也在文章中公开说过：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种言论表面上看来自由，但这种对教员“纳妾挟妓”等行为的姑妄听之，其实是偏重于对旧式文人而言的，对于进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文人来说，原是有一种严格的约束和要求在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上文中提到的进德会。进德会为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的一个组织，其目的即为规范教员和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种：“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成立之时，北大教员中入会的有70多人，职员中有90余人，学生300余人，包括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石曾等丙种会员24人。北大的进德会还曾有会刊，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其编辑四人中就有后来批判吴虞的钱玄同。进德会在后来并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却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事上发挥过重要影响。1919年初，北京的守旧派报纸上经常攻击陈独秀作狎邪之游，甚至登出他在八大胡同因争风而抓伤某妓下体的新闻。由于陈独秀也是进德会的成员，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蔡元培不得不与沈尹默、马叙伦两位北大教员在汤尔和家中开会，讨论陈独秀去留的问题。后来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的方式，变相取消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直接造成了陈独秀的南下。直到十多年后，胡适还曾致信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源于当时陈独秀的离开。虽然陈独秀离开北大，其嫖妓行为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有新旧思潮论战、新青年阵营内部分化等复杂背景，但有陈独秀的例子在前，吴虞身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北大教授，却流连于勾栏妓院，还到处印发自己的艳体诗笺，不能不说反映出吴虞对自身定位的偏狭和舆论判断力的缺失。
新文化阵营方面，钱玄同、孙伏园等人批判吴虞的“赠娇寓”，除了有维护新文化运动队伍的纯洁性的考虑之外，也可能与现代报纸副刊功能的转变有关。其时，《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已经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孙伏园对副刊的最大贡献也在于其改变了副刊原本消闲娱乐的性质，而将其建设成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大本营。吴虞本身订有《晨报》，对《晨报》的影响力也颇有了解，但他为宣传娇玉而写作的“赠娇寓”诗作并没有投到《晨报》，而选择了当时影响面相对较小的《顺天时报》，这其实也有吴虞自己的考虑。《顺天时报》是北京地区一份有日本背景的日报，在新文化运动后报馆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新文化、新思潮的潮流中，《顺天时报》的第四版“说丛”栏也开始刊登一些宣传新思潮的文章，如《共和德国之运命》、《佛化与新文化之关系》、《欧战后英法之抗争》、《海外文学者略传》、《教育是解决妇女问题唯一的钥匙》等，但它的第五版一直还保留着旧式副刊的特点，其中的栏目如“小说”、“檀板绮闻”、“剧界消息”、“艺林”、“章台絮语”等主要刊登的还是文言体式的小说、诗文，并常常刊登旧剧演员和青楼女子的相片，以及妓女和嫖客的往来唱和等，这也就难怪吴虞会将自己的“赠娇寓”诗作通通寄到《顺天时报》上发表。《顺天时报》第四、五版并存的局面，其实正反映了现代报纸副刊功能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即从消闲娱乐向社会启蒙、社会批判的转变，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传播能力，来达到启迪民智、宣传新知的目的。然而作为反孔批儒代表的北大教授吴虞，却将报纸副刊用做自己捧妓女、晒肉麻的工具，在吴虞看来可能觉得无伤大雅，可作为副刊改革倡导者和先锋的孙伏园则不免要气急败坏地宣称：吴吾赠娇寓式的淫靡古诗，本刊是绝对“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的。
第三节 客居京城的北大教授
吴虞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自己根据《北大教职员录》对北大教师的籍贯分布情况的统计：
浙江六十七人。直隶五十五人。江苏四十八人。广东二十七人。安徽二十人。湖北十八人。江西十一人。福建九人。湖南九人。四川五人。山东五人。河南四人。广西二人。山西二人。陕西一人。贵州一人。甘肃一人，奉天一人。计二百六十八人。据十二年教职员录。
吴虞在当天的日记中并没有对这种统计进行评论，但显然浙江籍教职员约占北大教职员总人数四分之一的局面，不能不给吴虞以某种触动。同月，吴虞的日记中另一条记录可以看出吴虞对北大的某种判断：“蒋梦麟诸人运动汤尔和复职，竟未成功，然浙派之植党揽权，固可见也。”浙江籍人士在北大的做派被吴虞归结为“植党揽权”，可见吴虞对于“浙派”印象不佳。在同年8月10日的日记里，吴虞特地写下一条：“今日《顺天时报》，曰北大更换校长之先声一则，若成事实，必有大风潮，而浙派将有变更矣”，验证了其时普遍存在的浙江籍人士执掌北大及北京教育界的说法。不过浙派在打压其他人士的同时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吴虞的日记中曾记录下这样一条传闻：“据云，适之休偆，乃蒋梦麟之要求，盖畏之也。汤尔和、蒋梦麟、马夷初现排斥尹默，非厳之不可，暗杮焚烈。”根据上下文，这一说法似乎来源于吴虞的同事马幼渔。马幼渔也是浙江籍人士，对浙派内部的争斗想有更多的了解。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期才进入北大的川籍人士，吴虞不免会有隔膜之感。更何况，即使是在吴虞所在的国文系，派系斗争的情况也丝毫不少。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暗示背后有“某籍某系”的人煽风点火，说的就是浙江人云集的国文系。关于北大和国文系内部的地缘党争，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有详细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详述，提出这一话题，不过是想借此贴近“老英雄”当时在北大的客观境遇。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复杂人际环境的存在，以五十高龄客居京城的川籍人士吴虞无法在北大教员的群体中找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宿感。他在京城的四年中，交往的对象以亲戚、同乡和一小部分学生为主，和北大的同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马幼渔等人也有过交往，但多是工作上的往来，私交却都谈不上深厚。也许也正是由于始终与北大的“浙派”格格不入，吴虞在因“赠娇寓”诗而被攻击的时候，怀疑自己成为派系斗争的对象。在钱玄同的文章刊出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谢绍敏又来，言内幕有暗潮，闪烁其词，予甚恶之。达夫将予八条看过，言不糟，此后勿自答。如有内幕，达夫当为探察。”毕竟攻击他的钱玄同就是浙派人士，而主持《晨报副刊》的孙伏园也算周氏兄弟的心腹，一向以恶意来揣测他人的吴虞怀疑此事背后有“内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吴虞没有料到的其实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新文化人纳妾嫖妓行为的容忍度。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号称兼容并包，对于北大的教员，蔡元培本人也在文章中公开说过：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种言论表面上看来自由，但这种对教员“纳妾挟妓”等行为的姑妄听之，其实是偏重于对旧式文人而言的，对于进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文人来说，原是有一种严格的约束和要求在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上文中提到的进德会。进德会为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的一个组织，其目的即为规范教员和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种：“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成立之时，北大教员中入会的有70多人，职员中有90余人，学生300余人，包括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石曾等丙种会员24人。北大的进德会还曾有会刊，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其编辑四人中就有后来批判吴虞的钱玄同。进德会在后来并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却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事上发挥过重要影响。1919年初，北京的守旧派报纸上经常攻击陈独秀作狎邪之游，甚至登出他在八大胡同因争风而抓伤某妓下体的新闻。由于陈独秀也是进德会的成员，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蔡元培不得不与沈尹默、马叙伦两位北大教员在汤尔和家中开会，讨论陈独秀去留的问题。后来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的方式，变相取消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直接造成了陈独秀的南下。直到十多年后，胡适还曾致信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源于当时陈独秀的离开。虽然陈独秀离开北大，其嫖妓行为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有新旧思潮论战、新青年阵营内部分化等复杂背景，但有陈独秀的例子在前，吴虞身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北大教授，却流连于勾栏妓院，还到处印发自己的艳体诗笺，不能不说反映出吴虞对自身定位的偏狭和舆论判断力的缺失。
新文化阵营方面，钱玄同、孙伏园等人批判吴虞的“赠娇寓”，除了有维护新文化运动队伍的纯洁性的考虑之外，也可能与现代报纸副刊功能的转变有关。其时，《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已经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孙伏园对副刊的最大贡献也在于其改变了副刊原本消闲娱乐的性质，而将其建设成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大本营。吴虞本身订有《晨报》，对《晨报》的影响力也颇有了解，但他为宣传娇玉而写作的“赠娇寓”诗作并没有投到《晨报》，而选择了当时影响面相对较小的《顺天时报》，这其实也有吴虞自己的考虑。《顺天时报》是北京地区一份有日本背景的日报，在新文化运动后报馆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新文化、新思潮的潮流中，《顺天时报》的第四版“说丛”栏也开始刊登一些宣传新思潮的文章，如《共和德国之运命》、《佛化与新文化之关系》、《欧战后英法之抗争》、《海外文学者略传》、《教育是解决妇女问题唯一的钥匙》等，但它的第五版一直还保留着旧式副刊的特点，其中的栏目如“小说”、“檀板绮闻”、“剧界消息”、“艺林”、“章台絮语”等主要刊登的还是文言体式的小说、诗文，并常常刊登旧剧演员和青楼女子的相片，以及妓女和嫖客的往来唱和等，这也就难怪吴虞会将自己的“赠娇寓”诗作通通寄到《顺天时报》上发表。《顺天时报》第四、五版并存的局面，其实正反映了现代报纸副刊功能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即从消闲娱乐向社会启蒙、社会批判的转变，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传播能力，来达到启迪民智、宣传新知的目的。然而作为反孔批儒代表的北大教授吴虞，却将报纸副刊用做自己捧妓女、晒肉麻的工具，在吴虞看来可能觉得无伤大雅，可作为副刊改革倡导者和先锋的孙伏园则不免要气急败坏地宣称：吴吾赠娇寓式的淫靡古诗，本刊是绝对“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的。
第三节 客居京城的北大教授
吴虞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自己根据《北大教职员录》对北大教师的籍贯分布情况的统计：
浙江六十七人。直隶五十五人。江苏四十八人。广东二十七人。安徽二十人。湖北十八人。江西十一人。福建九人。湖南九人。四川五人。山东五人。河南四人。广西二人。山西二人。陕西一人。贵州一人。甘肃一人，奉天一人。计二百六十八人。据十二年教职员录。
吴虞在当天的日记中并没有对这种统计进行评论，但显然浙江籍教职员约占北大教职员总人数四分之一的局面，不能不给吴虞以某种触动。同月，吴虞的日记中另一条记录可以看出吴虞对北大的某种判断：“蒋梦麟诸人运动汤尔和复职，竟未成功，然浙派之植党揽权，固可见也。”浙江籍人士在北大的做派被吴虞归结为“植党揽权”，可见吴虞对于“浙派”印象不佳。在同年8月10日的日记里，吴虞特地写下一条：“今日《顺天时报》，曰北大更换校长之先声一则，若成事实，必有大风潮，而浙派将有变更矣”，验证了其时普遍存在的浙江籍人士执掌北大及北京教育界的说法。不过浙派在打压其他人士的同时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吴虞的日记中曾记录下这样一条传闻：“据云，适之休偆，乃蒋梦麟之要求，盖畏之也。汤尔和、蒋梦麟、马夷初现排斥尹默，非厳之不可，暗杮焚烈。”根据上下文，这一说法似乎来源于吴虞的同事马幼渔。马幼渔也是浙江籍人士，对浙派内部的争斗想有更多的了解。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期才进入北大的川籍人士，吴虞不免会有隔膜之感。更何况，即使是在吴虞所在的国文系，派系斗争的情况也丝毫不少。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暗示背后有“某籍某系”的人煽风点火，说的就是浙江人云集的国文系。关于北大和国文系内部的地缘党争，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有详细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详述，提出这一话题，不过是想借此贴近“老英雄”当时在北大的客观境遇。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复杂人际环境的存在，以五十高龄客居京城的川籍人士吴虞无法在北大教员的群体中找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宿感。他在京城的四年中，交往的对象以亲戚、同乡和一小部分学生为主，和北大的同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马幼渔等人也有过交往，但多是工作上的往来，私交却都谈不上深厚。也许也正是由于始终与北大的“浙派”格格不入，吴虞在因“赠娇寓”诗而被攻击的时候，怀疑自己成为派系斗争的对象。在钱玄同的文章刊出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谢绍敏又来，言内幕有暗潮，闪烁其词，予甚恶之。达夫将予八条看过，言不糟，此后勿自答。如有内幕，达夫当为探察。”毕竟攻击他的钱玄同就是浙派人士，而主持《晨报副刊》的孙伏园也算周氏兄弟的心腹，一向以恶意来揣测他人的吴虞怀疑此事背后有“内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吴虞没有料到的其实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新文化人纳妾嫖妓行为的容忍度。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号称兼容并包，对于北大的教员，蔡元培本人也在文章中公开说过：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种言论表面上看来自由，但这种对教员“纳妾挟妓”等行为的姑妄听之，其实是偏重于对旧式文人而言的，对于进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文人来说，原是有一种严格的约束和要求在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上文中提到的进德会。进德会为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的一个组织，其目的即为规范教员和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种：“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成立之时，北大教员中入会的有70多人，职员中有90余人，学生300余人，包括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石曾等丙种会员24人。北大的进德会还曾有会刊，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其编辑四人中就有后来批判吴虞的钱玄同。进德会在后来并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却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事上发挥过重要影响。1919年初，北京的守旧派报纸上经常攻击陈独秀作狎邪之游，甚至登出他在八大胡同因争风而抓伤某妓下体的新闻。由于陈独秀也是进德会的成员，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蔡元培不得不与沈尹默、马叙伦两位北大教员在汤尔和家中开会，讨论陈独秀去留的问题。后来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的方式，变相取消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直接造成了陈独秀的南下。直到十多年后，胡适还曾致信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源于当时陈独秀的离开。虽然陈独秀离开北大，其嫖妓行为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有新旧思潮论战、新青年阵营内部分化等复杂背景，但有陈独秀的例子在前，吴虞身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北大教授，却流连于勾栏妓院，还到处印发自己的艳体诗笺，不能不说反映出吴虞对自身定位的偏狭和舆论判断力的缺失。
新文化阵营方面，钱玄同、孙伏园等人批判吴虞的“赠娇寓”，除了有维护新文化运动队伍的纯洁性的考虑之外，也可能与现代报纸副刊功能的转变有关。其时，《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已经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孙伏园对副刊的最大贡献也在于其改变了副刊原本消闲娱乐的性质，而将其建设成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大本营。吴虞本身订有《晨报》，对《晨报》的影响力也颇有了解，但他为宣传娇玉而写作的“赠娇寓”诗作并没有投到《晨报》，而选择了当时影响面相对较小的《顺天时报》，这其实也有吴虞自己的考虑。《顺天时报》是北京地区一份有日本背景的日报，在新文化运动后报馆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新文化、新思潮的潮流中，《顺天时报》的第四版“说丛”栏也开始刊登一些宣传新思潮的文章，如《共和德国之运命》、《佛化与新文化之关系》、《欧战后英法之抗争》、《海外文学者略传》、《教育是解决妇女问题唯一的钥匙》等，但它的第五版一直还保留着旧式副刊的特点，其中的栏目如“小说”、“檀板绮闻”、“剧界消息”、“艺林”、“章台絮语”等主要刊登的还是文言体式的小说、诗文，并常常刊登旧剧演员和青楼女子的相片，以及妓女和嫖客的往来唱和等，这也就难怪吴虞会将自己的“赠娇寓”诗作通通寄到《顺天时报》上发表。《顺天时报》第四、五版并存的局面，其实正反映了现代报纸副刊功能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即从消闲娱乐向社会启蒙、社会批判的转变，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传播能力，来达到启迪民智、宣传新知的目的。然而作为反孔批儒代表的北大教授吴虞，却将报纸副刊用做自己捧妓女、晒肉麻的工具，在吴虞看来可能觉得无伤大雅，可作为副刊改革倡导者和先锋的孙伏园则不免要气急败坏地宣称：吴吾赠娇寓式的淫靡古诗，本刊是绝对“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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