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宪政危机以后，俾斯麦虽然仍居首相之位，然而其地位却并不牢固。朝野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们轻视他，只要这些人还在普鲁士议会中占着大多是且没有什么转机，那么俾斯麦以后的工作很难不被拆台而寸步难行。越过议会强行征税之类的果敢措施，恐怕一次两次上课，远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支撑着俾斯麦留在宰相之位的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威廉一世的信任（一直持续到这位国王去世），以及对俾斯麦毕竟解决宪政危机的心底感激和巨大人情债。但无论如何，如果在接下来几年中，俾斯麦不能就一个举国一致的话题有所作为，那么他的位置仍然不是坚若磐石可能就像以前很多没怎么青史留名的普鲁士首相们匆匆来去，这也可以解释在1860年代，俾斯麦积极推进德国统一的个人心理动机。而普鲁士此时的领土同样没有连成一片，总人口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般，军队当然也没奥地利多，更何况绝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统治者对于普鲁士的不信任与怀疑并不比对于哈布斯堡的少。
从阶级相近的角度而言，普鲁士的容克与帝俄的波雅尔（俄国的土地贵族，这个词来源于历史上的柔然语，意味财富，蒙古人名中常见的“伯颜”亦是此意）很容易惺惺相惜，这两个国家在几十年前还一起是中东欧代表性的农奴制政权。而在18世纪瓜分波兰和维也纳和会后，他们就像今天的上海五国那样有着维护地区稳定的现实利益。所以不难理解，从此时一直到俾斯麦下台，他一直在努力维持着与帝俄较好的关系，既为了他的阶层，也为了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现实利益。于是也不难理解当1863年俄属波兰爆发期以后，博斯麦不顾国内和英法奥自由派的强烈反对，恨谄媚地向沙皇提出原意提供军事援助。不管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体制之类有多么得落后，帝俄本身巨大的人口和兵力决定了它是欧洲稳定这一盘大旗上发挥变数后可以造成最大影响的棋子，而其毗邻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得它有直接左右德意志地区命运的权利，正如1848年帮助扑灭襁褓中的马扎尔人国家那样。
当普俄边境的波兰地区刚趋向于稳定，之前在1848年充当过火药桶的石勒苏益格-赫尔斯泰因地区再次爆发危机。之前1852年伦敦会议上“搁置争议”的权宜之计或和稀泥解决方案使得丹麦新国王克里斯丁再次动起了将这两块土地国有化直接管理的念头，并受到丹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1863年，出于人民的民族情绪或团结国内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目的，一些德意志小邦已经向这两个地区派出了军队。
（俄国的波雅尔土地贵族与普鲁士的容克极其相似）
这个天降机遇就这样摆在了俾斯麦面前。他决心佯装顺应其实是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此时喷涌而出的潮流，通过兼并这两块土地以壮大普鲁士，或是壮大和稳固他自己的位置，而非德意志人民的情感或这两个地区的独立。既然1848年后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都有统一的意志的方案，那么此时普鲁士若不利用自己接近丹麦的地理优势而让奥地利占了先机，则很有可能在以后步步落后、受制于人。
（富有争议的石勒苏益格-赫尔斯泰因地区）
哈布斯堡当然也害怕普鲁士利用这个集会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于是宁愿与之合作一起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随着丹麦的拒绝和战争的爆发，又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神话开始成型。在1864年4-6月的伦敦调停失败后，丹麦最终于1864年7月投降。
（普丹战争勋章）
根据1864年10月的维也纳和约，这两块地区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代为管理，更加靠北的赫尔斯泰因归普鲁士，和普鲁士接壤的石勒苏益格则归奥地利。德意志人民强烈认为这两块土地应该归原本的大公所有，俾斯麦顶着奥地利的一直反对坚持兼并，而这样故意把奥地利领地加在普鲁士之间的做法也似乎在为下一次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摩擦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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