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个没有义务的权力
《公民的加冕礼》是当今法国史坛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史家——法兰西学院近现代政治史教授罗桑瓦龙为其探讨法国普选史的扛鼎之作所取的书名。在该书的导言中，他对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或曰选票箱面前的平等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彰显的力量作了如下概括：“选票箱面前的平等，是民主首要的条件，平等最基本的形式，权力最无可争辩的基础。”
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在上世纪70年代，民主被西方世界从单纯的一个政治制度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大批如罗桑瓦龙一样的民主原教主义者因为各种动机，不断将西方社会积极的一面全部趋炎附会成了大众民主带来的结果。
这个权力则十分可疑。首先，任何权力必对应其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力。从卢梭到罗桑瓦龙，没有人指出过他们所说的人手一票究竟对应了什么义务。一人一票，意味着每人都分到了一份政治权力，却没有保证每个拿到权力的人能够按照这些思想家们描述的那样运用。
背景资料：
民族国家的民主实际起源于近代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博弈，当时的资产阶级出钱支持王权代表国家对外作战换来了立法投票权。
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为精英政治，选举权仅仅限于少数社会群体，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例如存在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族群限制（少数族群没有选举权）等。
西方学者现在经常把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描述成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与区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民主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也是非自由民主。所谓的“自由”仅仅限于少数人之间，也就是精英之间。就算是在罗桑瓦教授所处的法国，实际上妇女的选举权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被普及。
二战结束后，跟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法国的选举权开始逐步扩展，精英式的民主滑向了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
在民主原教主义者的描述里，选民是高度抽象化的可以忽略个体差别的公民；同时，民主原教主义者理论里的选民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是统一甚至合一的；选民还拥有理性，会从长远的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过，现实生活中的选民完全不符合这样的假设。
大部分选民并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运用自己的选票为国家大计长远考虑，而是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为自己当下的短期境遇求福利。抱着谁能够在当下让我得到更多眼前的好处，我就选谁的心态，大量选民开始将手中那“不需要尽义务的权力”行使给了承诺他们更多福利的政客。
如何靠着“天赋”的权力把别人的钱乾坤大挪移到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大部分选民最关注的问题。政客更是乐见用纳税人的钱派发福利来收买选票，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购买权力，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02
大众民主下的选举——福利的拍卖会
在法国，大众民主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像戴高乐一样的二战伟人告别政坛的过程。在戴高乐时代具有远见和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集体谢幕后，粉墨登场的是以密特朗为代表的只以获得政权为目的政客们。就是从密特朗总统开始，法国的大选变成了一场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最先被推向极致的是带薪假期的延长和最低劳动报酬的提高。
二战初期，法国的法定雇员带薪假期跟世界上其它国家一致，都是5到15天（这一惯例至今在欧洲外的其它地区如新加坡，美国，中国等都还基本遵循）。一直到1980年，这一惯例在法国都没有根本性变化。
1981年密特朗上台，法国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劳工福利政策。1982年增加为每年5周带薪假。1982年1月，法国议会通过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5月，法议会又通过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法案。
与大规模缩减的法定工作时间对应的是高频率增加的最低劳动报酬，法国的最低工资最少每年增加一次，甚至一年增加几次。到1998年7月，法国最低工资已调整为每小时39．43法朗，每月最低工资6663．67法郎，而当时一台中等轿车的售价约70000法郎。
然而单纯的强制提高员工福利会迅速导致企业大规模裁员，所以另一系列的政策应运而生，那就是侵夺企业主的自由经营权，设立繁琐的条款限制企业主解聘雇员。
诞生于1910年的《劳工法》本来是只有500页左右的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册子，在之后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怎么变过。从密特朗执政时期开始《劳工法》飞速膨胀，20年间条款新增到3600多页，新增的限制企业主解聘员工的条文文字竟相当于一部全套《资本论》的文字。法国的企业主解雇员工要受到法律的种种限制，并不能任意行动，大批解雇员工还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样的政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企业主根本不敢签约雇新人了，同时还要不断找机会在尽量低的成本下尽力解聘现有员工，甩掉包袱。法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24%，高出平均失业率一倍的成因就在于此，因为企业主不敢轻易雇佣新人。
家乐福是一家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零售业巨头，大卖场制度就是家乐福的经营创新（很多人误认为沃尔玛是大卖场经营模式的创造者）。这种在商场内基本不设营业员，仅在出口处设收银员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削减人力来对冲雇佣员工的财务和法律的麻烦。这个模式没有最早出现在善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美国，而是最早被法国人创造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受员工雇佣的麻烦远超其它各国，这是法国社会畸形的福利制度倒逼出来的创新。
随着时间的推进，降低工作强度已经不能满足懒人的胃口了（法国的工作强度已经降无可降）。政客们开始更加变本加利，开始承诺“白给钱”，以“购买”选民的选票。
对社会伤害最大的当属失业金。就是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这个政策有两个严重后果，首先很多员工都开始了“故意”失业，给自己放长达两年的“带薪假”；第二，企业对员工的失去了管理威慑，员工完全不怕老板炒掉自己，其工作态度可想而知。
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就拿刚刚卸任的这位奥朗德总统举例，五年前他竞选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纷纷开始执行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奥朗德却不顾法国羸弱的财政，号称要通过征收75%的“巨富税”来继续大搞福利政策。结果是他执政的五年法国成了欧洲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头两年经济几乎停滞，他的“巨富税”从来就没有执行，也没办法执行。
奥朗德虽然没有参选，但是代表奥朗德背后的社会党参选的阿蒙却更变本加利。他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居然提出了要让法国推行全民生存收入计划：只要你是法国公民，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每月从政府领取收入。这一政策要带来的财政负担保守估计达4000亿欧元每年，单这一项政策就足以每年产生一个希腊债务危机的债务规模。
03
全球化只是替罪羊，税收避难才是企业逃离的真相
法国要推行高福利，必然要高税收，而高税收便会导致被高额征收的对象逃离法国。法国常规的福利项目多达400多种，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制度导致政客们不敢向广大民众征税，怕丢失选票。所有的税收矛头便对准了在选民比例中占少数的有钱人和没有投票权的企业。法国的企业税税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为36.1%，高出欧洲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大量的法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高额税收和雇员畸形的福利制度双重挤压，能逃则逃，不能逃则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本土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的四大产业陆续外逃，而以中小公司和个体经营者为主的没法逃掉的企业，从1980年至今已经有超过50%没能逃过破产或关闭的命运了。
法国政府对富人的税收则更加严重。对于年收入130万欧元以上的人，法国政府定义为有钱人，对他们收取75%的重税。刚刚过去的2017年大选中，另一位极左翼领袖梅朗雄更是提出，要向所有年收入40万欧元以上的人征收90%的所得税。大众民主在法国已经演变成一场多数人对少数的掠夺。
据法国《费加罗报》2014年的统计，法国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个富豪外逃。
法国的富人外逃就是从前文所述的密特朗政府开始的，密特朗为了自己的福利政策，在1981年首先开征富人税，包括影星阿兰·德隆（他因主演了《佐罗》，在80年代的中国人尽皆知）在内的法国富人开始选择瑞士和比利时作为自己的居住地。法国征收的富人税针对的是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人，涉及的人群大约在60万左右，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2011年，这部分人群总共向法国政府缴纳了超过45亿欧元的税收。
这些高收入者的出逃导致大约800亿至1000亿的资产从法国流失到了海外。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LV）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2013年就申请了比利时国籍。
04
福利顽疾
导致法国本土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大众民主下泛滥的福利。
全球化只是其资本和富人逃离的外部因素。法国从密特朗时代开始的由盛转衰已经持续了接近30年。这些福利在经济上的苦果也暴露无遗，从希拉克时代起很多公众人物其实都在不同时期指出了高福利的弊病。
刚刚当选的马克龙也表示要调整福利政策，那么法国社会会有转机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