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否认，作为游牧部族政权，蒙元天然的原生状态，在与高度成熟的文明社会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后者造成稀释，甚至开一些倒车。包括五百年后被冠以高度“继承性”的明清易代，其实也是在雍乾两朝交替之际，才彻底完成了从部落贵族政治向皇权专制政治的回归，算是接上了明朝的尾巴。如果从多尔衮入关算起，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九十年，要是追溯到太祖起兵，便是超越百年之久。
然而蒙元代宋，不仅不是断崖式的滑坡，而且在经济与文化层面，体现出诸多的继承性——尽管这种继承性因顶层政治的不稳定，在忽必烈死后中道夭折。除了避免对杭州、泉州这类南宋时代国际化商贸都市造成毁坏外，忽必烈的重商主义和面对海陆双向的开拓性，均是在汉唐以降的外向型主线上加以延展，而非叛离。其统治政策，更是对两宋以来处于上升周期的商业文明与国际贸易，给予了推波助澜。
在邦联式的蒙古帝国内部，忽必烈以军事政权起家，却不依赖军事手段经营。帝国的军事扩张，高度依赖于商贸流通网络所实现的物资支持。所以，军事与商业两大主轴，在那个时代就如双生子一般，始终相伴相生。而随着阿音札鲁特战役的结束，旭烈兀汗国——邦联中衍生出的最后一个大型政权——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在西部的边界已大致划定，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大规模版图扩张也基本宣告结束。原本作为手段的商业，变成了目的；而原本作为目的的军事，又变成了商业的伴生品。这种背景下，过去从各家族内抽取人丁编队远征，完成蒙古人共同的领地扩张，就很难再被重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邦联，未来要通过怎样的形式，依旧聚结为一个共同体？要知道，此前旭烈兀西征伊朗、叙利亚、埃及，除了托雷系的力量之外，东方三王族（成吉思汗胞弟一系）、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乃至后来与旭烈兀在高加索地区形成军事对峙的术赤家族，都是抽掉了人丁编入远征军。在旭烈兀自立汗国之前，他在邦联西南方向上远征，是属于蒙古帝国的整体性军事行动，其战争果实，至少在名义上，也是蒙古上层贵族的共同财富。
而在军事意义上的共同体面临离心倾向的背景下，忽必烈对于其直接控制的大元汗国，外围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旭烈兀各汗国，要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便是通过广泛商业流通基础上的经济手段。他大量启用穆斯林商人在帝国内促进商贸流通，后者创造出被称作“斡鲁脱克”（Ortogh）的共同出资组织。翻译成现代汉语，它大致接近“公司”的意义，在突厥语中则类似“伙伴”、“组合”的意义。斡鲁脱克的经济活动，几乎涉及到蒙古帝国通商、运输、金融、征税、兵站、军需各个环节。在大型的斡鲁脱克之下，又会形成小型的斡鲁脱克，它们遍布帝国在东西方的领地，甚至渗透入邦联成员以外的附庸政权，俨然是活跃于十三世纪的跨国企业集团。如果我们将其与此后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比较，甚至不难发现一些共通之处。
忽必烈针对这些贯通帝国四方的商业行为课税，大约获得了10%-15%的中央财政收入，加上占中央财政80%左右的盐业专卖，他的政权几乎对农耕经济没有依赖（农业税收归入地方财政，取之于斯，用之于斯）。同时，他废除了过路税，商品流通仅在卖出地一次征税，税率约为3%，也就是三十税一。这是什么概念？被我们广为称颂的前汉“文景之治”，期间尊奉黄老之术，以轻徭薄赋为典型特征，而汉文帝的农业税税率便是三十税一。考虑到国际贸易与农业耕作在利润回报水平上的差异，忽必烈的商业税率便不可谓不够低。这当然极大刺激了帝国内的商品流通。忽必烈时代，也成为了保护、培育商人的时代。如果说东方文人渴望生于北宋仁宗治下，那么国际倒爷要在古代中国找一个理想的经营时间，忽必烈一朝未尝不是一个理想选择。
活跃的经济带来充盈的商业税收，这位元世祖便以此为基础，对蒙古贵族进行货币性赏赐，使后者获取游牧经济形态下无法得到的收益。这些赏赐，以类似今天债权或股权的形式，回流到斡鲁脱克，供其进行各样的商业行为。斡鲁脱克在取得收益后，又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蒙古贵族。这样的循环下来，一方面在帝国中央、蒙古贵族、贸易商人之间得到了经济利益的三赢局面；另一方面，使得围绕在大元汗国周围的成吉思汗子孙们，能够从宗主国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收益，形成邦联内部的向心力。可以说，达到了经济与政治两个循环的合一。
再来看蒙元的海洋属性。如果不考虑西迁后的突厥，那么，历次从北方南下至黄河流域，与汉民族产生融合的游牧民族，只有蒙古人真正进入了海洋。在军事领域，南宋覆亡之际，除了崖山海战中沉没的舰船外，大部分宋廷直属战舰都被忽必烈收编。于是，他转眼间便拥有了庞大的海军，这才有了后来远征日本、爪哇等海洋国家的基础。在经济领域，元朝政权除了对陆上贸易课税外，更兼通过海洋商业获益。在其彻底扫除南宋势力之前，便与穆斯林海洋商人船队往来甚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泉州蒲寿庚，他与蒙古人联手将南宋流亡朝廷赶出了赋税充盈的泉州，从而使蒲氏在有元一代，几乎成为泉州的“土皇帝”。当然，这也为他的后人在明朝被打入贱籍、无法入仕埋下了种子。
忽必烈在海洋方面的进取，仍旧是军事与商业两条轴线的交错。在这两个维度上均实现“下海”后，我们再来打开蒙古邦联的版图（篇末附图），就会明白这位大汗的用意。我们较为熟悉的术赤汗国在邦联西北部，其势力范围从中亚到东欧。察合台与窝阔台汗国的领地以中亚和新疆为主，在邦联的中西部。这三个汗国的统治家族，均源于成吉思汗的子辈。而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后代，则自蒙哥大汗起，继承了宗主政权所在蒙古高原和广袤富庶的东方领地。蒙哥死后，其幼弟阿里不哥继位，却又很快被胞兄忽必烈发动政变所击败。此时，作为同胞四兄弟中剩余一位的旭烈兀，刚好统军西征，适逢帝国顶层政治变故，便决定借此契机，于今天伊朗之土地建立自己的汗国。这才有了一个由成吉思汗孙辈创建的，被称为“旭烈兀兀鲁斯”的大型汗国，它的位置在邦联的西南方。后来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就是源自于此。所以，忽必烈在南海和印度洋方面的军事行动，直接打通了大元汗国与旭烈兀汗国之间的海洋商业通道。
除了这条横亘帝国东西的海洋通道外，忽必烈还自宁波、杭州，经直沽、通州，至大都构建了一条南北向的通道。包括在近代崛起之上海，早先也是受益于它。后来被明清皇族官宦用作休闲游赏的什刹海，在忽必烈时代叫做“积水潭”（不同于今天北京的积水潭）。它是可以向东连接通惠河与渤海的水运港口，当时码头上的“搬运工”则是来自暹罗、缅甸的东南亚大象。而元大都皇城的北垣就紧邻着积水潭的南岸，俨然一座连通海洋的皇都（篇末附图）。想象一下，这是何等的国际化气魄？我们到底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创立的政权，而将蒙元归入后来的满清一类？还是能够从大都的积水潭向前看六百年，回到唐代的长安西市，重温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
所以，摘掉有色眼镜，这个曾经短暂存在于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政治和军事版图上，倒是有几分与古代罗马遥相呼应；在经济与贸易活动上，也算担得起为近代欧洲早开先河。东方历史悠悠，除却极盛之汉唐，何曾有过此般开阔气质？便是两宋繁华于此，也免不得稍许相形见绌，略显欠了三分雄气。反倒是往后看看那“光复汉家天下”的朱明一代，为了将江南钱粮运到北京，两百年间面对黄淮水患，用高企的运输成本，苦苦维系着内陆大运河，理由仅仅是担心海运风险。而等到李自成起兵相向，这条被视作国家命脉的漕运河道，终究也没能派上实质用场。江南的粮先未能被用于陕甘赈灾，后没有支持到西北用兵。这番统治方式所折射的帝国格局，显得何其之局促？这般皇族帝胄所上演的家国大戏，又落得几分之荒唐？
散人于翠微斋
2017年12月28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