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的战争：唐帝国最终丢失朝鲜半岛(4)

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破高丽叛众于发庐河战役后，唐罗战争进入暂时停战期，估计这与唐朝正忙于与吐蕃在西域、河源地区争战，同时朝内可能部分官员主和有关。当然也与连年争战，军队和百姓需要休整有关。
    咸亨五年（674），唐朝以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为理由。任命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原燕山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任副大总管，发兵穷讨。削夺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金仁问接替，自京师归国。虽然自咸亨元年（670）起，战争已经进行了数年，但新罗仍是大唐藩属国，金法敏仍是大唐从二品的鸡林州大都督。而且从交战实际情况看，高侃和李谨行并不是要讨伐新罗，主要目标是高句丽叛众。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毕竟大部分是原百济军队，在大唐朝廷的心目中毕竟与真正的大唐军队不同。而此次发起的鸡林道行军是以进攻新罗为主要目标的，同时还要更换新罗国王，性质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唐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也是决战阶段。
    
    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年（602），此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之一，在唐廷可谓权高位重，同时刘仁轨从显庆五年（660）起，曾多次赴朝鲜半岛参战，对新罗情况十分熟悉，以他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可避免大非川战役时，诸将不和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仁轨智谋超绝，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当然，刘仁轨年逾古稀，是否能长期坚持出征作战是个疑问。因为西北战事紧张，二月下诏讨伐新罗，刘仁轨可能直到当年下半年才进兵到安东都护府境内，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从开战地点路线看，刘仁轨的大军此时已进入新罗北境，七重城在今汉城附近，离安东都护府辖境不远。七重城的失陷对新罗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然而七重城战后，唐廷诏其引兵还。改任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唐廷为什么如此处置？我认为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吐蕃威胁的加大以及唐朝希望在近期内厚集兵力，击败吐蕃的心理造成的，从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战到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唐军败多胜少,可见吐蕃势力之强大，为应付吐蕃，在西北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是以武则天为首的一派主和势力，上元元年（674）,武则天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三条就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很显然，武则天当时地位已经十分尊崇，仅次于皇帝，她建议息兵，唐高宗不会不给予考虑。
    
    在刘仁轨引兵还后，唐廷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虽然刘仁轨引兵还，但金仁问仍有可能在李谨行军中或安东都护府境内，另外李谨行手中亦有重兵，这仍对新罗构成巨大威胁。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百济故地保不住，恐怕本土亦遭兵灾。新罗王金法敏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廷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廷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的记述来判断其大慨时间。“（675年9月）29日，李谨行率兵20万名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3万380匹，其余兵杖称是。”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元二年（675）9月29日，李谨行部队撤离买肖城北返，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同时李谨行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廷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因此，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败新罗军和李谨行屯住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免覆灭厄运，于当年五、六月份派使谢罪，李谨行、金仁问在见到新罗谢罪使后将其送至京师，谢罪使七、八月份到京师，唐廷再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金法敏的请罪，可能要用去一段时间，准金法敏请罪后，再派使者通知李谨行、金仁问返回恐怕已到九月底。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唐军是被击走，而不是主动撤退，现在的韩国许多历史研究者更是将其引申为唐军在买肖城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新唐书》记载买肖城唐朝军队是战胜者，这就说明《新唐书》作者是知道这场战斗的，如果此战唐军大败，应该有记载。因为《新唐书》记载了唐军多次大败，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战役。这几次战役唐军均损失惨重，领兵将领都受到惩罚，所以如果此战唐军战败，《新唐书》没有隐瞒的必要，更何况李谨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从安东镇抚大使平调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因此韩方研究者所说买肖城战役可能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唐军主动撤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