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澳-亚即南亚（孟-高棉）语
从现在藏缅人、苗瑶人和泰人的分布来看，我们多少能够猜测：史前时代藏缅人住在陕西和四川北部，苗瑶人住在扬子江河谷，泰人则远在自云东部经广东延伸到越南北部一线。而史前澳泰人沿海岸之向北延伸，也许远达准河河谷和山东半岛。这一点是令人惊奇的。如果它能被演示出来的话，那么，它便明显有助于解释东南亚和中国史前文化的联系及其对新生的黄河文化的影响。
南亚语系首先包括两个主要语言：孟语和高棉语。许多世纪以来，这两种语言在东南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下文有时用孟高棉语指整个语系。孟人曾统治低地缅甸。他们将字母和别的文明因素传给缅甸人，在缅甸及其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他们是正在萎缩中的少数民族。虽然高棉人或柬埔寨人仍然维持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同他们以前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是大大缩小了。
南亚语系还包括东南亚的许多部族语言，其中包括中国云南崩龙和佤这两个小飞地。对我们的探究更为重要的越南语也是一种南亚语。因为它有与汉语、苗瑶语和台语相似的声调系统，马伯乐（Masprro,1912:116；也见于1952）认为越南语与无声调的孟-高棉语没有关系。然而豪特里古尔（Haudricourt,1954）已经证明越南语的声调和其他南亚语的音段特徵有成规律的对应关系；虽然越南语掺杂了很多与泰语共有的汉语词汇，但其基本词汇仍然是以孟-高棉语占上风的。跟越南语很接近的是越南的芒（Muong）部落的语言。
越南的中心地带红河或河内东京湾地区，从唐代末年起就独立於中国。但在公元前208年被秦征服之后的一千年，大部分时间受中国统治。在汉代它是南越的一部分，现代越南的国民即出於此。越有时称百超。此名也用于统称广西、广东、福建沿海的非汉语居民。更早的进修，越还是浙江的一个国家的名称，在春秋战国末期，这个国家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越这个名称所指的地理位置，最初在浙江，后来扩展到沿海地带。对于这一带居民在民族的语言上的一致性，这是一个主要的证据；尽管不能说据此足以证明上述一致性。我们知道，中国人不可能误用一个熟悉的名称来指称不相干的民族。可以想象，这个历来沿用的名称是不大可能被误用的。
有些语言学上的直接证据有利地於下述假说：中国沿海越族地区曾使用一种像越南语那样的南亚语。梅祖麟和罗杰瑞（1976）曾指出这一点，下文拟引述他们所举的例子。
郑玄《周礼·司关》注中说：“越人谓死为札（早期中古音tsert）”。在《周礼·膳夫》中，这个词作“大札”，注称“疫疠”，但未述及越语。《左传》有两段话（昭公四年和昭公十九年），提到这个“札”字，《释名》中也有这个字，在有些本子中这个字还加上一个部首，即“疒 札 ”。由此可知，中国人在汉以前已经知道这个词，这几乎可以排除下述可能性：这个词是从广东和东京湾那遥远的地方借来的。正像梅祖麟和罗杰瑞所指出的，这个词必定跟越南语的chêt(死)同源，也跟南亚语表示“死”的通用的词同源。试比较孟（Mon）语chot、奇劳（Chrau）语chu't、巴拿（Bahnar）语krcit以及梅和罗所列举的别的形式。肖托（Shorto,1971:60）把这个词在原始孟高棉语里的形式构拟为*kcat。正如梅和罗所指出的，用这个词表示“死”跟汉藏语、苗瑶语和泰语大不相同，但说它是南亚语却是不会错的。
另一个从南亚语借入而在汉语中通用的词是“江”，特指长江。这个词至今仍然常用，其早期中古音可拟为kOrÊN<>，越南语soéng等等。泰语词kloN（运河）不见於常见的台语，它如果与南亚语有关的话，那么可能是从孟高棉语单独借入的。藏语里的kluN ，c'u-kluN （河）和缅甸语里的khyaN（大溪水、小河、支流、溪流），也可能是从南亚语借入的。梅和罗（1976）则认为这个词是通过长江中游的楚国进入汉语的。这意味著南亚语可能经过了从沿海地区向长江流域的扩散，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下游的吴国进入汉语的，而吴国的语言和文化跟越相关；也很可能是通过淮河湿地和山东的夷进入汉语的。似乎主要是在吴地才用“江”指长江以外的河流，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吴语》有两处用“江”指称吴江或松江，这条江发源于太湖经苏州到上海入海。
现在，已经有人讨论到南亚语和汉语中“虎”一词的互相关系，认为它先借入楚语，然后借入长江中游的蛮方言，或者这个词是南亚语和苗瑶语的共有词。
梅祖麟、罗杰瑞还试图论证汉语的“牙”字（晚期中古音 Nja；早期中古音Nar/NE）来源於南亚语，引证的例子有越南语ngA$(象牙)、原始墨农（Mnong）语或巴拿语*ngo'la（獠牙）、台语Naa（獠牙、象牙）。这较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个词不仅在南亚语内部分布不广，而且在南亚语和台语里词义狭窄，说明这个词是从汉语借入的，而不是相反。
南亚语、台语和汉语中都有“弩”（早期中古音nO?<>
梅和罗曾举例说明闽语的一些口语词来源於南亚语，亦即意味著在汉人进入福建之前，当地有一个澳亚底层。这些证据是很有意义的。
福建的汉语方面可能来源於唐代之前中国南方普遍使用的口语，这种口语跟上层阶级的文学语言大不相同。文学语言是公元314年西亚灭亡时从北方传入的。在文学语言中，口语词汇可能仍然保留。这些词汇不仅在福建，也曾经在其北部的浙江和江苏流行。
这类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古越人在语言上和现代越人有关；越这个名称从一地扩散到另一地，其基础即是各地居民的相互认同。很可能，吴也属于南亚系统。
往北一些，在淮河流域的湿地和山东地区，是东夷的所在地，亦即是通常被看作商文化直接源头的龙山文化的所在区。夷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别的古代民族一样，其语言肯定不是汉语。古代中国人称野蛮人为夷。“夷”在春秋早期有时用作泛称，同时也一直用作专称，尤其是指淮河流域的夷。那儿的夷人曾建立一个可以辩认的政治实体。
夷被认为是非汉族中最文明的民族。这是正确的。其例证有一个关于徐（夷人的国家）偃王的不寻常的传说。根据《韩非子》，徐偃王通过孔子的仁义教化称霸於河南，其领土向西延伸至於汉水。后来因为不忍人民在战争中冒生命的危险，他被楚国用武力推翻。这些事情的年代被韩非定於楚文王（公元前689-677）时代，但是在《春秋》或《左传》中并无记载，所以很难成立。《史记·秦本纪》有两处提到徐偃王的一次叛乱，其时代要早得多，即在周朝第五世的周穆王时代。如果这个传说确实有历史事实的根据，那么它发生的时间，以《史记》所见较为正确。徐偃王可能曾是企业取周而代之的夷人领袖。他擅自称王，对周的主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传说说他追求文治而避免使用武力，这是令人感兴趣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是真有其事。
从后来的文献来看，偃王很明显是为徐国人所崇拜的人物。张华《博物志》有一段引用《水经注》，叙述偃王诞生的奇迹，并且提到在他死后为他修庙纪念，内容与其他本子的《水经注》略不相同。《博物志》把偃王时代定在穆王时代，但是说他是被受命於穆王的一位不知名的楚王推翻的。《后汉书》关於东夷的一章中有内容较简单的一段，显然是源出上述故事的。与《水经注》的引文一样，《博物志》的引文也是根据刘成国（即刘熙，后汉的知名学者，《释名》的作者）的《徐州地理志》。刘熙与汉代皇室成员一样，是徐地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记载徐国历史的原因。
在龙丘（今浙江龙游）也有一座纪念徐偃王的庙宇。唐代作家韩愈曾撰纪念碑文，记载814年一位徐姓官员修复此庙的事迹。碑文说当地有许多人姓徐，皆以偃王为祖宗，当地有一传说，说偃王失败后南逃至越。尽管韩愈没有述及这个传说产生的年代，但他揭示古代夷族和越族可能有某种关系，这还是令人感兴趣的。
从汉代到隋代，龙丘称为“太末”，此前称为“姑末”（早期中古音kO-mat<><>穀梁》、《公羊》的注解里，这个地名也简称“蔑”（《左传·隐公元年》），或写作“眛”或“昧”（眛，早期中古音mat）。这样一来，在山东和浙江各有一个相同的双音节地名，它们所记录的可能是同一个非汉语的词。这两个用例都使人有理由猜想首音节曾是一个可以分开的成分，或相当于汉语的“太”（大）。我们也可能如此辨认“姑苏”的第一个成分。姑苏是山名，吴的首都即建于此山，现代地名苏州也出于此。所有这些推测虽然不足以确证下来。但是可以令人猜想山东和淮河地区的夷语跟吴越的语言有关，广而言之，即与南亚语有关。从这一角度看，汉语和南亚语的最早接触大约是通过夷语的。
当然正是因为互相间的接触非常频繁，所以把杭州湾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跟山东和苏北的典型的龙山文化归并在一起，称为沿海龙山文化，以与远在内陆的中原龙山文化并列。这样一来，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方向便似乎是一致的了。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最近发现的广东石峡文化，它表明广东与新石器时代的江西、苏南、浙北也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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