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始终是后人关注的重点。下文笔者将简单介绍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历程，本文分为端平入洛、川蜀大战、襄樊之战、临安失陷和崖山海战五个部分。
1、据关守河战略的制定
公元1234年正月，即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城，金哀宗纵火自杀，立国一百多年的金国彻底覆亡，宋蒙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彻底消失，来自北方草原的可怕铁骑已经杀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面前。面对蒙古政权巨大的军事压力、朝中“端平更化”的政治背景下，南宋朝廷制定了“据关守河”的战略方针，计划利用金国灭亡、蒙古军队主力撤离中原地区的有利时机，北上收复北宋“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进而以潼关、黄河为天然屏障防御蒙古的南下。
所谓“据关守河”战略，是宰相郑清之、淮东制置使赵葵、工部尚书赵范等主战派在宋理宗的支持下提出的。作为亲兄弟的赵范、赵葵，是宋理宗亲政后所倚重的军中大员，曾在早期一度主张防守反对出击。宋理宗召见赵范时提问：“讲和如何？”，赵范回答到：“羁縻之策则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坚如金石，缘倚之太重，备之不至，迄以取祸。此近事之可鉴者。”赵葵几天后也被宋理宗召见，同样回答：“自古和戎鲜不叛盟。目今边事未强，军政未备，只得且与之和。一年无警，则自家做两年功夫。自家根本既壮，彼或叛盟，足可御敌。”然而不到半年，赵氏兄弟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逆转，由主和一下子转为主战了。
赵氏兄弟态度改变的原因在《齐东野语·端平入洛》一书中称：“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于是据河守关之议起矣。”其他几本描述当时历史的书籍中相关记载也基本一致，可见，这位名叫谷用安的“降人”在三京之役的计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谷用安早年与李全一起参加红袄军暴动，暗中与南宋合作起兵反金，在李全被南宋猜忌并且被杀害后，谷用安逃跑并加入了蒙古政权继续与金朝作战；不久由于分赃不均又与蒙古闹翻投降金国，金国灭亡后再次投降南宋；是一位反覆无常的“墙头草”将军。由于谷用安最后投降南宋时带着源州、徐州、邳州、海州广大地区一起归降，实质上成为了南宋政权的一道屏障，所以朝中大臣对他的建议是十分看重的。归降南宋后，他就提出了利用金国灭亡，中原地区处于蒙古势力的“真空区”之机会，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凭借黄河、潼关有利地形抵御无法避免的宋蒙大战。
谷用安提出的“据河守关”建议并不是改变赵氏兄弟的唯一原因，计划能被采纳很大程度上还是当时形势使然。由谷用安投降南宋所起的示范作用，活跃在山东的红袄军各部纷纷倒向南宋，一时间“昨者邳徐表奏通，圣朝除吏遍山东”，极大的鼓舞了南宋朝廷的士气和国内的人心。一百多年前靖康之耻的深仇大恨让朝廷主战派势力大增，纷纷主张北上收复失地报仇雪恨，谷用安提出的“据关守河”战略正好顺应了当时的思潮，最后被朝野上下所接受也属情理之中。
2、三京的得而复失
南宋决策层决意出兵河南后，计划由淮东、淮西战区出兵，京湖和四川战区给予配合和支援。宋理宗诏令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筹划粮饷充作部队补给，但是史嵩之上奏表示：“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生，尚不聊救，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并且上书辞去了京湖制置使的官职。朝廷只得委派杨恢为知襄阳府兼京湖制置使，然而杨恢同样是主和派之人，对朝廷的命令执行不力。此外，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同样拒绝了出兵的命令。也就是说，此前的计划还未开展就已经胎死腹中了，南宋朝廷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面对计划执行不顺的情况，有大臣提出各处战区大将位高权重，对朝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建议先加强内部控制再图北伐。然而宋理宗、郑清之等人过于乐观的认为“吾有河可恃，有关可守，乘破竹之势，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举燕赵，西入关可定秦陇，车书万里，文轨一家，又何必画江为限？”仍然坚持出兵河南地区。
到1234年5月19日，宋理宗任命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沿边军马兼沿江制置使，5月27日又诏令“沿江制置副使并听赵范节制，任责措置江面”。这种安排表明，赵范作为战略预备队总司令的身份，兼有江防之责。出兵部署上，原先的四个战区出战的计划也变更为只有两淮战区参与，不把京湖、四川战区考虑在内了。
尽管出兵准备极不充分，南宋内部依旧纷争不断，但为了争取在蒙古军队不适应的炎热季节结束前收复河南之地，南宋朝廷要求淮西宋军先行进占开封，随后向洛阳、潼关进军；淮东宋军则兵分两路，东路攻击苏北、山东交界地区，西路进占应天府，随后进入开封。朝廷还命令徐邳两州的谷用安、陈颖两州的范用吉等人负责与守卫开封等地的降蒙金国官员联系，争取其降宋。可以说，这个计划本身还是比较周密、可行的，但是南宋朝廷一则兵力不足、二来过于低估了蒙古军队的强悍战斗力，完全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为后来的兵败埋下了祸根。
6月12日，淮西制置副使全子才率领一万余人首先从庐州出发。由于蒙古军掘开了黄河大堤，开封以南的道路被水淹没，宋军前进困难、粮草吃紧。经由蒙城、城父、亳州、魏真、城邑、太康等地，到7月2日抵达距开封城20里的地方扎营。守卫开封的蒙古官员李伯渊早已与谷用安等人串通，率部杀死主帅崔立，迎接宋军入城。7月5日，宋军进入开封，全子才另派樊辛、王安率一队偏师进占郑州，情况似乎正向宋军全胜的方向发展。
淮东两路宋军分别由东路刘虎、赵楷指挥，西路赵葵指挥。两路宋军进展相对比较顺利，东路宋军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徐、邳、海三州之地，谷用安被任命为权知徐州。东路宋军经由泗州、宿州、徐州、应天府，于7月20日抵达开封。但是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距离基本一致且一路顺畅的淮东西路宋军会比淮西宋军晚了足足半个月到？为什么早已控制开封、郑州等地的全子才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毫无作为，迟迟不进兵洛阳？
在周密的《端平入洛》中曾经暗示两路宋军缺乏统一指挥，淮西宋军比淮东宋军早出发，是否有争功的嫌疑尚不得而知。此外，全子才虽然表示自己不去打洛阳是因为粮草问题，但是事实上开封的粮草并不缺乏，洛阳到开封距离又不远，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其后，李鸣复上疏指出全子才“与葵争欲得开封为之”，开封作为北宋旧都，政治意义自然远大于西京洛阳，因此能担任开封府、东京留守自然比河南府、西京留守地位高的多。这才是全子才迟迟不肯进兵洛阳的根本原因。等到赵葵赶到开封，两人的矛盾公开化，彼此的冲突已经一触即发，可是朝廷这时仍然居中调停和稀泥，没有明确指挥权的具体归属。
由于朝廷和稀泥的行径，赵葵到达开封后虽然对全子才的行为极度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任命淮西制置司主管机宜的徐敏子统军，率领从各部拼凑而来的1.1万人于7月21日出发，向洛阳进军，再派杨义率庐州强勇1.5万人随后跟进。此时宋军粮食经过十几天消耗已经缺乏，西进宋军只能携带5天的食粮。出发前，徐敏子还命令诸军将5日的食粮安排吃7天，以防军粮不济。
西进洛阳的军事行动指挥权还是不统一。一开始前军徐敏子部与后军杨义部就没有互相协同作战的打算，而徐敏子的前军因为是各支部队拼凑起来的，有一些部队徐敏子根本指挥不动。这种情况下，理应由赵葵或者全子才两位亲自率军前往洛阳才是符合常理的安排，然而全子才因为与赵葵闹矛盾而不愿前往；赵葵本人则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盛服行宫阙，省宗庙，吊遗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因此也不准备动身前往洛阳，最后还是任命资历、能力都不足的徐敏子率军。西征洛阳的宋军就在这样的指挥混乱和粮草不济的不利情况下向洛阳进发。
徐敏子部行至中牟县，派遣戴应龙返回开封催促粮食，并与诸将商议派遣先头部队偷袭洛阳。然而部下胡显反对，徐敏子于是命令胡显率领部分军队扼守河阴县。7月26日，徐敏子令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带领200人偷袭洛阳，他们在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爬上城墙进入城中，发现蒙古军队早已撤出，城内实际上已经空无一人。7月28日，徐敏子率领的主力进入洛阳城，但此时军粮将尽，宋军只能采集野蒿和面制成菜饼充饥。
蒙古太宗窝阔台在7月接到了宋军出兵的消息，立即召集诸王大会，表示：“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以为如何？”木黎华之孙、鲁国王塔思请行，窝阔台随即令其与王子曲出总军南征。同时，窝阔台还命令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宜，又派遣大将达海甘卜征蜀地。驻守陕西、河北的蒙古军也奉命准备反击。宋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大战，即将开幕。
留驻中原的蒙古军元帅塔察儿得知宋军进占开封、洛阳的消息后，命令屯驻汝州的刘亨安部北上洛阳反击宋军。7月29日早上，西征洛阳的宋军后续部队杨义部1.5万人行至洛阳城东30里的地方停下吃早饭。这时刘亨安率领的蒙古军正好赶到龙门以北，于是抓住了有利的战机向宋军发起偷袭。因为徐敏子部已经率先进入洛阳了，杨义部战备松懈，面对突然出现的蒙古军根本无法组织应战，部队一下子就溃散了。蒙古军队穷追不舍，最远一直追到了百里之外，许多宋军将士因为相互推挤掉入洛水中，杨义本人也弃部逃走。当天晚上，有一些迷失方向的杨义部残兵逃入洛阳，徐敏子部才知道杨义兵败的消息，城内宋军为之丧气。
到8月1日，陕西方向赶来的蒙古军也逼近洛阳，并且在城下扎起东西两寨。洛阳宋军孤立无援，内部粮草又消耗殆尽，只能杀马而食。徐敏子与诸将商议后决定放弃洛阳，回撤开封。他命令两支步兵阻击洛阳城周围的蒙古军，自己率领主力撤退。当宋军刚刚渡过洛水，便遭遇了蒙古军的攻击，宋军布好战阵击退了蒙古军的攻击。第二天，蒙古军又以盾牌为掩护与宋军交战，战至中午宋军击杀蒙古军数百人，暂时打退了蒙古的攻击。虽然两次战斗宋军均取得小胜，然而徐敏子担心北上或者向东退往开封将遭遇蒙古军主力，因此他决意转向南突围，取道汝州撤回淮西。蒙古军队利用宋军不清楚汝州一带敌情的有利机会，突然袭击宋军主力，宋军顿时陷入混乱，死伤者十之八九，连统帅徐敏子本人右大腿也被射伤。他带伤走小路躲避追兵，靠吃桑叶度过2天、吃梨枣度过7天，才勉强返回光州。
杨义、徐敏子部战败、洛阳再次失守的消息传回开封，赵葵、全子才等人一开始打算增援洛阳。但是他们越想越害怕，担心自己深入敌境，现在蒙古主力又将赶到，如果与之交战后果不堪设想，两人也顾不上彼此的恩怨了，当天晚上就决定放弃徐敏子部向东撤退。开封宋军一开始接到行军准备命令时还以为要去增援洛阳，直到早上部队出开封东门，才知道上级决定撤退了。由于宋军撤退迅速，蒙古军队并没有与开封宋军交战，双方均没有兵员损失。在宋军撤回后，赵葵将淮东制置司设在泗州。三京之役历时不到两个月，就以宋军仓惶败退告终，开封、洛阳得而复失，刚刚由于金国灭亡而振奋的民心再次跌落谷底。
赵葵、全子才放弃开封、不救洛阳的举动遭受了激烈的批评。侍御史李鸣复上章弹劾：“比者杨义弃军而走，徐敏子弃军而溃，此犹为敌骑所迫也。汴剧战场二百余里，且有一郡之隔，赵葵全子才各拥数万兵，建大将旗鼓，正当整阵以援诸将。一闻风声鹤唳，皆奉头鼠窜矣。此何举措？闻诸敌境，谓中国有人乎？”但是李鸣复的弹劾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徐敏子部根本坚持不到援军赶到，宋军主力贸然增援很可能会中了蒙古军队诱敌深入的伏击；二是宋军当时已经粮草将尽了，就算是一时打败了蒙古军队也难以长期固守，等到蒙古草原的蒙古主力赶到，结果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因此赵葵、全子才的决策，也是百害取其轻者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至少保全了宋军主力不失。此外，撤兵其实也有退保南京应天府和徐邳海三州的考虑。
3、宋军在应天府和徐邳的防御作战
宋军败走河洛之后，虽然放弃了开封、洛阳等地，但是并没有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放弃了之前夺取的土地。根据《刘虎神道碑》等史书记载，“三京之役”中的南京应天府在开封撤退后仍然由宋军控制，赵葵任命刘虎为知应天府率领宋军扼守此地，以屏障徐邳等地。宋军在此三次击退了蒙古军的攻击，直到1234年冬天，宋军才退出了应天府。
不仅如此，开封撤退后，淮东宋军依旧控制着宿州、泗州和亳州，与谷用安控制的徐、邳、海三州共同组成防御，淮西宋军也前出控制了息州、蔡州、许州和钧州等地。因此南宋朝廷在8月12日向宋理宗报告说：“河南、山东新复州县，各已委官任责守备，经理屯田，措置芳捍。”淮东制置司也将驻地迁到泗州以表进取。
对于败走开封、洛阳的相关人员处理，宋理宗只是采取降职、削俸等轻微处罚，赵葵降一官，但仍然担任兵部侍郎和淮东制置使；全子才削四秩，降为知随州；徐敏子削三秩；将杨义削四秩，勒停自效。很明显，宋理宗、郑清之和赵葵对于战败仍然不甘心，依旧试图一搏，以防御作战的方式保有新占据的部分地区。枢密院编修官丁伯桂指出这种做法“愈变愈差，不可不虑”，但宋理宗置之不理。
蒙古方面当然不能坐视南宋败而不退的局面存在。1234年冬天宋军撤出应天府后，蒙古军随即展开了对徐、邳、海三州的大规模进攻。蒙古军以太赤、阿术鲁为统帅，从河北、山东调集兵力，总数达数万人。1235年正月，蒙古军拿下沛县后开始攻击徐州城，从应天府撤退的宋军也参加了徐州城的防御作战。蒙古军不善攻城，因此徐州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大帅太赤招募敢死队冲锋，自己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突破城防。徐州城破，谷用安投水自杀，蒙古军队转向邳州进攻。
根据《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记载，邳州之战是宋军强行突围的战斗。蒙古军在此前应该长时间围困了邳州城，宋军无力坚持只得强行突围。邳州失陷，蒙古军进而攻击海州，宋军再次失利并且撤退到东海县。由于海州与东海县有海水之隔，蒙古军难以逾越，只得放弃进攻，将主力转向宿州、亳州方向，很快又拿下了两地，宋军损失惨重。
面对蒙古军队摧城拔寨的凶猛攻势，南宋朝廷只好指示朝中与蒙古关系不错、而且也是主和派代表的孟珙通过蒙古使者向蒙古统帅塔察儿说情，蒙古军队的连续进攻才告一段落，李鸣复谓之：“徐邳之敌翻然退休”，袁甫称之为“始轻敌而挑敌，中议和而师”。宋军的防御作战至此也告一段落，南北双方再次形成了隔淮河而治的局面。
徐邳战败，南宋方面认为是原红袄军反覆无常，谷用安祸水东引的原因。南宋始终对北方起义军存在很深的猜忌，其实谷用安在徐州防御中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对他的战死南宋方面却认为他是“三京之役”失败的责任人，竟不予表彰，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得到了部分补偿，也间接导致了不少归降南宋的红袄军部队后来纷纷投降蒙古。
4、端平入洛(三京之役)的评价
端平入洛，也就是三京之役可分为两个阶段，1234年6月-8月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宋军主动出击，一度收复了“三京”，但是旋即以洛阳兵败而放弃洛阳、开封，退守南京应天府及徐邳海等地。1234年冬天到1235年中为第二阶段，蒙古军队顺势反击，将南宋夺取的所有地区全部收复，双方不久停战，三京之役彻底结束。
三京之役之所以会以南宋的惨败告终，邹重华先生归结为5个原因：一、国贫民穷，财力不足；二、将帅乏才；三、军力衰弱，战斗力低；四、粮饷不继；五、轻敌。这个概括已经很全面了，但应该还有一条，就是计划准备不充分，缺乏统一指挥导致将帅失和。
三京之役是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均不具备的条件下，所发动的一次轻率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战役严重激化了宋蒙矛盾，为蒙古攻宋提供了口实，加速了双方全面战争的到来，拉开了40多年宋蒙战争的序幕。其次，战败造成南宋国防力量的极大削弱。洛阳兵败，南宋损失3万部队，第二阶段应天府和徐邳地区战斗损失则更加严重。宋人吴昌裔所谓“兵败河洛，兵民之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粮食之陷者以百万计。凡器甲舟车，悉委敌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并没有过分夸张。第三，战败加深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导致人心涣散，使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失败的氛围中，因“端平更化”而刚刚振奋起来的人心又归于消沉。
总之，南宋政权企图恢复中原的企图永远的失败了，这次失败的进攻更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瓶，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南宋将承受愈发绝望的打击，直到1279年那个海浪滔天的最后时刻。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
端平 三京之役新探 杨倩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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