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唐帝国政府战备意识的丧失。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十分重视战备工作的。作为国家战备工作做的好，对于应急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人政权更是如此。唐帝国初期的战备是实行的府兵制。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朝廷如果要征发府兵，就颁下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都能对合，然后才能发兵。自从招募了弘骑之后，府兵制就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也不再清点补充，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都消耗散尽，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意思是去保卫天子。后来宿卫的府兵多是雇人顶替，军官也象奴隶一样役使士兵，以至于长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为耻辱，把他们作为戏笑时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为的是那些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所以那些应该当府兵的人纷纷逃亡。至此，折冲府已经没有兵员可以征发了。
于是公元749年，天宝八年五月初十。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折冲府下发的铜鱼、木契和敕书，即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动作，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只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保留下来的官吏却再也得不到升迁，因此，士大夫们就更加以做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招募弘骑的办法，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猾之徒，且未经严格训练，也就是兵痞。因此，普通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当时，唐帝国已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应该裁军，并且是大幅度的裁撤军队，因此，在民间禁止私人携带武器。民间子弟有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们。但是，唐帝国的精锐部队却都聚集在西北方的边境线上，而国内空虚，没有任何象样的战备可言。在唐帝国国内布防这一点上，为安禄山率领的边防部队叛乱，可以短时间内席卷国内大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唐帝国中央政府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因国内布防空虚，仓促应战，短期内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阻击，很快丧失了战场主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地步。因此，长安、洛阳等国内大城市迅速失守，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争初期的军心、民心的丧失。
四、唐帝国外交政策的失误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影响力最为顶盛的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元帝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帝国疆域最大的一个帝国。但一方面他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元帝国对中原地区汉族的统治时期，与之相对峙的宋帝国一直未停止过抵抗，因此，元帝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仅局限于军事上的占领与被占领，而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上，是无法与唐帝国相提并论。唐帝国时期是建立了一个以唐帝国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称臣纳贡的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帝国。但唐帝国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上，即没有采取高压打击政策，也没有采取民族融合政策，而是依托唐帝国军事上的影响力采取了妥协忍让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唐帝国疆域周边的吐番、高丽、突厥，甚至云贵川地区本属于中原内陆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些少数民族在唐帝国强盛时期，还可能会维持着对唐帝国称臣纳贡的格局体系，但一旦唐帝国发生内战，他们则马上会成为瓜分中原内陆地区的虎狼。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安史之乱时，唐帝国不得不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多多少少也为安史之乱的蔓延创造了外部条件。
五、安禄山的政治成长史
公元742年正月初九，唐帝国中央政府册封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标志着安禄山正式成为唐帝国官方任命的十个封疆大吏之一，跻身为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
而此时的唐帝国边防线上重镇中共有兵四十九万，战马八万余匹。唐初，中央政府每年供给边防军队的国防开支费用不超过二百万。而至天宝年之后，边防军将领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纷纷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兵力，于是边防部队日益庞大，以至于费用浩大，公私烦劳，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同时，各处节度使隐匿部队数量，于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始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地方节度使的私人武装，逐步形成了诸侯割剧的不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混乱局面，这也为安史之乱创造了首要的历史条件。同时，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唐帝国末期的番镇割剧和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内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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