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世奥斯曼社会
生产者的世界
帝国的普通人
本章略微转换一下叙述风格，谈谈奥斯曼帝国的普通人：前半部分从职业和宗教的角度去写；后半部分写女性与诗人两个特殊群体。首先，还要说明职业和宗教对奥斯曼帝国社会的重要性。
奥斯曼帝国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后者缴纳税收，前者统治这个国家。被统治者叫做“拉伊亚”，意思是“羊群”，由此可以很好地理解帝国社会的等级思想。
只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并没有固化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只是个人的职业区别，并非与生俱来。但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却被设定了无可逾越的限界，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社会的安定。
女性在家族中从属于父权或夫权。由于女性原本就不被视为独立的生产者，因此除寡妇户（没有男性劳动力的农家）外，女性不是课税的对象，自然也没有纳入国家统治的视野。
国家依靠单纯的两分法确定税收体系。今天所说的历史上的被统治阶级，多数是统治者视野中的被统治阶级，也就是纳税人。征税体系内部，职业和宗教信仰是影响征税额度的最主要因素。
征税体系是社会现实的反应，税制若推行得法，可起到调整社会现实，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比如，奥斯曼帝国持续推进游牧民定居的政策，把定居不久的游牧民视为农民加以课税，使得他们的职业完全从牧业转向农业。从职业角度说，奥斯曼帝国的纳税者分为农民、游牧民和城市工商业者。
同样，宗教信仰也与纳税直接挂钩，有些纳税上的差别不可忽视。基本的差别取决于纳税人是否为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如果有必要，在征税义务方面非伊斯兰教徒也有宗派的差别。
作为纳税者的农民
奥斯曼帝国的被统治者大多数是农民。如前所述，多数农民被长期置于军事采邑制度之下，向在乡骑士缴税。农民要支付的税种及税率，是在久远的习惯法基础上，按照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原则逐渐确定下来的。奥斯曼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急剧变化。另外，由于奥斯曼帝国对征税的在乡骑士有严格的监督，所以，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帝国的统治是稳固的。
上述特点在巴尔干地区尤为显著。在乡骑士的权利以及对权利的限制，在地方法令中有明文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信奉基督教的骑士逐渐奥斯曼化。围绕征税，农民和骑士之间当然会屡屡发生矛盾。就争执的双方而言，与作为军人的骑士相比，农民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但农民却经常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成功地确保了自己的权利。
与把征税权集中于在乡骑士的巴尔干地区相比，在安纳托利亚的中东部，还存在着许多奥斯曼以前的旧领主（特别是部族的统治阶层和神秘主义教团）保留一定权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上缴的税收，由新任命的在乡骑士、国家派遣的征税官和旧领主共同瓜分。只不过是税收的去向略有不同，农民缴税的义务及相应的权利并未改变。
根据“苏丹的法律”规定，农民对宅地及周围的菜田有所有权，对耕地只享有使用权。因为耕地最终的所有权（拉卡贝）属于苏丹。使用权由父传子，可以世袭。农民使用土地需缴纳“土地税”（雷斯米·契夫特），出产的作物还要缴纳“十一税”。名为“十一税”，其实作物的税率在各地不尽相同，很多情况下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另外，还要征收结婚税、赋役等其他杂税。正如第五章所述，“阿巴鲁兹”这种临时税，在17世纪之后就常态化了。
耕地的使用权，习惯上只由儿子继承。但是16世纪末以后，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耕地的使用权。
插图说明：农民 牛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农业的重要劳动力。除耕作外，牛也被用于向市场搬运农作物。17世纪后期，藏于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原书第227页。
农业生产
奥斯曼帝国的“本土”（即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主要作物是秋小麦和大麦。也种植杂粮和谷类，但并非农作物的主要部分。
巴尔干中央部分的低地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是作物的主要产地。帝国各地区的共同特征是，除农业种植外，也广泛饲养家畜。家畜以羊为主，在多瑙河流域，猪的养殖也很普遍。多数地区酿造葡萄酒等酒类，而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由核心家族组成的农家，使用两头牛牵引的犁在可能的范围进行耕作，这是农业的基本形式。这个范围在土耳其语里成为“契夫托里希”。这是军事采邑制下征税的单位。虽然有使用水车的小规模灌溉，但农业生产多数依靠自然降水。
这种农业形态，在征税制度由军事采邑制向包税制转变的过程中，也没有大的改变。但是，17世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多次爆发杰拉里叛乱的时候，各地频繁发生农民逃散、村落荒芜的情况。在人口密度低的安纳托利亚，也依然会有向外地集体迁移、进入山林过游牧生活等现象的出现。17世纪初的这种混乱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所辖农民大规模逃亡的时候，在乡骑士在地方法庭登记，他们在法律上有权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把农民强行带回。但是，缴纳“离农税”的农民能够合法地离开村落。
生产力恢复后的17世纪，各地生产出了许多特产，比如瓦拉几亚的水果、叙利亚地区和阿达纳的棉花、马其顿地区的烟草等。为了买卖这些特产，连结地方间的交易也发展起来了。
农民通过在附近的地方城市出售谷物和商品作物来获得现金收入。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农村，负有以货币缴纳税收的义务，商品经济是帝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形态。有很多农民因借贷而丧失土地使用权。这种现象在18世纪日益明显，正如第七章所述，有些地方出现了事实上的大土地所有者。
游牧民
奥斯曼帝国被误认为是“突厥系游牧民的国家”。事实上，政府的游牧民政策是尽可能让他们定居。
15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东安纳托利亚，大量游牧民人口纳入帝国支配之下。和对待农民一样，帝国政府对游牧民也是在他们的冬季营地实施征税调查，登记每名牧民的名字和羊的数量。这样，作为部族单位的游牧民被分散为“个体”，有利于国家的掌控。
从16世纪初的调查来看，游牧民最多的中央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其人口也没有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多游牧集团，逐渐走向定居生活。
但是，游牧民提供的食用羊肉、运输工具骆驼，还有绒毯等手工艺品，都是帝国的重要产品。在帝国的经济生活中，游牧民属于重要生产者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在帝国的历史上，安纳托利亚地区有8000左右有名称的游牧集团。
插图说明：16世纪初游牧民征税调查底账举例。 这是拥有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夏营地、阿勒颇的冬营地的阿勒颇游牧民之中，关于贝伊蒂里部族的底账的一部分。在这个图例中，在最上部记录了集团名，2至4段记录了13户游牧民的家长名和羊的数量，在最后记录了户数的合计以及集团所需缴纳的税额。通常来说，一个游牧集团大多有100户以上。通过这样的调查，政府可以掌握各个游牧集团的构成以及纳税额。原书第229页。
在巴尔干，也分布着许多从安纳托利亚移民来的突厥系游牧民。他们在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是预备役兵员，享有部分免税特权。而且，巴尔干山地的基督教牧民也有免税特权，负责维持治安。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岳的库尔德族游牧民，更多的是采取如下政策：授予族长世袭统治权，但要求其在防御边境、参与远征上承担义务。游牧民是部族组织的细胞，奥斯曼帝国对游牧民的政策是用免税等特权加以怀柔，战时使其为军事目的服务。
商人和手工业者
商人、手工业者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市中至少占半边天。他们的活动由被称为“艾斯纳夫”的基尔特组织（既行会）统归到一起。奥斯曼帝国的基尔特起源于帝国成立以前各地松散的工商业组织。这些松散的组织编成基尔特以后，政府为了征税，将其登记在案，在正式的文书中确定其为固定的纳税单位。作为基尔特雏型的工商业者组织，由于行业和所在地不同而各具特色，基尔特也保持着多样化。
唯一共同的是，政府任命基尔特的责任人，把征税以及统筹生产活动的事宜委托给他。基尔特负责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被称作“凯特修达”，在阿拉伯地区被称作“谢伊夫”。在征税功能方面，基尔特的责任人并没有向包税人转化。17世纪以后，在伊斯坦布尔的主要产业中，出现了政府任命常备军骑兵担任基尔特负责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基尔特实质的代表是被称作“伊伊托巴什”的内部成员。不过，基尔特负责人的职位由非基尔特成员担任的情况究竟普遍到何种程度，还不明确。
插图说明：伊斯坦布尔的市场风光。遗留拜占庭时代纪念柱的广场上，在卖蔬菜和鲜花。购买东西的客人里面，还看得到女性的身影。17世纪，藏于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原书第231页。
基尔特的功能是在同行中平等分配原料和商品，管理质量、规格及价格。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持平等很难说清，这是由于在工商业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适度限制店铺和店铺经营者的数量，维护既有权利，也是行会的重要职能，可是，这并没有完全实现。
基尔特和宗教的关系也很复杂。普遍认为这种关系的实际状态是多种多样的，由产业特点造成的差别也很大。例如，各地的皮鞣加工行会和神秘主义教团有密切联系，继承了本书第一章所写的“阿基”的一些特点，保留着带有浓重伊斯兰色彩的传统仪式。另一方面，在城镇里，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商人和手艺人混同在一起的专门性职业集团也属于行会。政府控制行会的目的是征税，所以并不重视各类行会的差异和行会的内部结构。行会供奉职业祖先（守护圣者）的习惯，也表明行会继承了乡间社会的各种传统。
奥斯曼帝国商品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商品价格由城镇的地方法官按季节公布。地方法官要与各行会会长商议之后，才能定价，而且还派下级的市场管理员监督买卖情况和城镇的风纪。地方法官承担的这些杂务属于政府基层行政机关工作的一部分。
地方法官负责监督买卖是否公平、价格是否合理。与其说这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扶植产业，不如说是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帝国的商品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只要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商品，即使来自其他城镇或是外国，政府也不会阻止其进入市场。这是和重商主义相反的政策。中央政府和宫廷是最大的消费者，因此，行会的工商业者随时面临着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产品和外国商品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帝国境内出现了多种可以作为地方特产的具有竞争力的手工业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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