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胡到鲜卑，从檀石槐到轲比能，从段部、慕容部、宇文部到秃发部、乞伏部和吐谷浑。，我们所讲述的关于鲜卑的历史，已穿越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即将进入南北朝时期，在这里，我们要讲拓跋鲜卑和由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
大兴安岭 嘎仙洞 拓跋鲜卑的祖庭
拓跋鲜卑是最后一批走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而北魏则是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政权。北魏上承五胡十六国的乱世，下接隋唐无与伦比的盛世，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成为了鲜卑政权中的集大成者。
那么拓跋鲜卑从何而来？根据《魏书》的记载，拓跋鲜卑认为自己是黄帝小儿子昌意的后裔，而这一提法始终争议不断，因为没有任何可靠地证据能够认定拓跋鲜卑与昌意彼此之间的联系，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但从一个倾心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角度上看，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投靠北魏的汉族文人的牵强附会，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北魏政权的正统性。
历经六十七代之后，西汉初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拓跋鲜卑的始祖拓跋毛被立为主。据说：他聪慧明智，武功赫赫，为远近的部族所拥戴，统辖三十六个部落，九十九个大氏族，威震北方，万众敬服。也就是说，拓跋毛完成了对周边鲜卑部落的统一，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拓跋毛雕像
拓跋毛死后，历经拓跋贷，拓跋观，拓跋楼，拓跋越四代首领之后，拓跋推寅成为了拓跋鲜卑的首领。根据《魏书》的记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巨辱）。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意思是说：推寅时期，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大泽方圆千余里，土地苍茫辽阔，地势低洼湿润。计划再次南迁，没有成行便已去世。
推寅，是拓跋鲜卑东汉初年的首领。此时，较早南下的鲜卑各部已经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并在匈奴和东汉之间摇摆不定，及至公元一世纪中叶，早期南下的鲜卑人已经广泛分布于东起辽东半岛西至敦煌的狭长地带，占据了漠南草原大部。而此时的拓跋鲜卑才刚刚走出大兴安岭，居留于大泽，也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呼伦湖”一带。
那是什么力量驱使世代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走出山林的呢？一般只有在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选择离乡背井，去寻找新的家园。拓跋鲜卑应该也是这样，虽然史书上对推寅之前的四代首领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自拓跋毛之后，拓跋鲜卑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渔猎采集已经不能满足生存与发展，所以他们必须走出大兴安岭。
可拓跋鲜卑为什么一定要向西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呢？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向东，或者向西南、东南方向前进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大兴安岭南段是乌桓人的地盘，而东面是扶余人的辖地，这两伙人都不是拓跋鲜卑能够招惹的。乌桓是游牧民族，武力值超强，而扶余人人数众多，国力雄厚。只有向西，才是拓跋鲜卑的唯一出路，况且此时的呼伦贝尔草原正出现权力真空。
公元前60年。右贤王屠耆堂成为匈奴新的单于。他排除异己，以致匈奴发生内讧，兵败自杀。公元前58年，五单于争位，匈奴内战爆发。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留居漠北。公元91年，北匈奴开始西迁。
正是内战和西迁，致使匈奴实力大减，作为历代左贤王辖地的呼伦贝尔草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而推寅恰恰把握住了这一良机，带领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进入了呼伦贝尔草原。
推寅带领部众告别了嘎仙洞，沿根河河谷一路向西，走出了森林。根河河谷始终是狩猎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通道，但并不是连接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唯一通道，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根河河谷呢？原因在于，沿根河河谷及至呼伦湖，陆续发现了拉布大林鲜卑古墓葬群，完工鲜卑古墓葬群和扎赉诺尔鲜卑古墓葬群。这些古墓葬群形成了一条从大兴安岭到“大泽”之间清晰而且完整的迁徙之路，也客观证实了《魏书》所记载的推寅“南迁大泽”的史实。
呼伦湖
尽管推寅最终没有实现拓跋鲜卑继续南迁的计划，但推寅带领拓跋鲜卑走进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两百年时间里，拓跋鲜卑完成了从狩猎到游牧的转化，加强了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视野得以开阔，族群得以繁衍，实力逐渐壮大。他们从匈奴人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游牧技术，也继承了匈奴人的许多文化风俗。他们与匈奴通婚，按照父系血统为区别，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生下的孩子，是匈奴人，而鲜卑男子与匈奴女子通婚，是鲜卑人。这一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甚至有人认为：拓跋就是“鲜卑父匈奴母”的后裔。也就是说，拓跋鲜卑本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葬中，相继出土了规矩铜镜、如意纹锦和木胎漆器奁等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特征的文物，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具有匈奴风格的铜器、马器和兵器，这说明，此时的拓跋鲜卑不但与匈奴关系密切，同时也与中原有了相应的联系。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并将从呼伦贝尔草原一路南下，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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