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医学里的外科手术

中国古代外科手术里，还记载了唇裂修补术哦！

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据考最早文献记载是《晋书·魏泳之传》云：

“魏泳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泳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泳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

由上述记载，虽然不详手术方法和步骤，但确已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

这一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令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医学文献记载唇裂修补术者，以《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约1156）为早。但该书也只简单记述“儿生下缺唇，亦能弥缝，然不能掩其痕”。

晋唐文献都记载过兔唇修复的手术。

十五世纪外科学家洪涛，为成化皇帝第九子进行了唇裂修补术，达到“如天成”的水平，由此得“国医”、“补唇先生”称号。同时代的外科世家、唇裂修补术专家吉人桀，擅技五十余年，所作手术之多可想而知，其水平也达到七日补其缺，平复无痕”的效果。可惜均缺具体方法和手术步骤。

清代顾世澄在《疡医大全》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兔唇修复的整个过程：先将麻药涂在缺唇上，用绣花针穿丝线缝住二边皮，然后擦上调血之药，三五日内不可哭泣与大笑，不可感冒打鼾，每日只吃稀粥，等到肌肉生满，去其丝线，即合一唇矣。

在古代，皇室贵族早就已经有固定的医官为其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但是相关的医学校教育却起步很晚，至于形成相对固定的制度就更晚了。

晋代已设有医官教习，但似乎并无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刘宋元嘉二十年始设医学教育机构，但具体是何种机构，并没有明确记载。在隋朝之前，医学教育基本都是在民间秘密教传，直到隋朝起才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

隋朝时期的发展则较为全面，设有太医署，太医署内还设有各类职位。发展到唐代后医学教育在组织机构上已发展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唐政府同样也设立了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部分组成。

此时的太医署既是医学教育机构，也是医疗单位。

隋唐医学发展重要成就主要为大量新药材的发现与使用和大量方剂的创作，代表为药圣孙思邈的《千金方》与唐政府颁发的《新修本草》。

唐朝官方编撰一部新药典，即《新修本草》，这是世界第一部官修药典。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是《神农本草》，只记载365种药，梁朝陶弘景增修以后，共700余种。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太医苏敬等上书建议重修《本草》，唐政府征集20余人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新修本草》。全书56卷，记载药物850种，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图为主，图文并茂。

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曾通令全国，令各地选送地道药材，以之作为实物标本，描绘其图形，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正确地识别采集和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过本草文字者，它算是仅有的一部。

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并加以补充，使本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如其中记载用白锡、银箱、水银制造的采合金“银膏”补牙。这种方法欧洲在19世纪才开始使用，比我国晚了1100多年。

图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开创医学史上多项第一：第一次完善论述医德、第一次提出“防重于治”、第一次倡导“妇科”“儿科”建立、第一次记录实现中草药栽培......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另外，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网膜血管结扎术、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

尤其是《诸病源候论》记载的清创缝合术，强调了分层缝合，层次对齐，松紧适度。据李经纬考证，此为“分层缝合或'8’字缝合法，较之国外早11个世纪”。说明我国古代医家对人体组织解剖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并应用到外科手术实践中，对我国古代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隋朝《诸病源候论》（610年）巢元方著。五十卷。共分67门、1720节，详载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状。

《诸病源候论》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血管结扎术等外科手术的开展，若无人体解剖作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图 《诸病源候论》

如《诸病源候论》指出：“夫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饭耳”。

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较详细地陈述了有关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疮，各有纵横，鸡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

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具体手术操作、术后护理等方面来看，的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

此外，在巢元方的著作里，还叙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

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网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载五官科方剂约600首，针灸处方40余个，外治法占着绝对的优势，而内服药疗法相对较少，其原因当与五官科疾病之特点有关。

眼科治疗方法中，以敷法最为常用，薰洗、滴眼、钩割等多种外治法与外科手术都有运用，洗眼时采用仰卧法、并以绵注洗目，盐汤洗目，以棉沾药液滴眼，或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眼内，表明多种局部给药方法的运用。

《外台秘要》在“脑流青盲眼”（白内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关于金针拨障术的最早记载。

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位眼科医生，他们对白内陋的病变位置、颜色、手术适应症、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等已积有较丰富的经验。从当时多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相当普通。

内服方药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对早期白内随是有效的。此外，唐代医学家们对运用多种动物肝脏治疗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视。

唐代有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还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葱管导尿法。

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

唐代《集异记》记载，狄仁杰曾经用针刺镇痛的方式，成功完成了一例去除皮肤上瘤子的手术。

义眼的装配

唐代，我国已能装配义眼。如《吴越备史》记载：“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迭……敕赐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

据考，周宝是唐武宗（840～846）时人。可知我国远在唐代就能装配义眼，且形象逼真，视之如真睛。其技术在宋朝也有发展。

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

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

《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连体婴分离术

我国关于连体婴分离术的记载，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唐朝仪凤年间，泾州胡万睥将其妻吴氏生的一对胸部相连的男女婴用刀子强行分离，但是不幸的是这对连体婴很快就都死了。

清朝的时候也有类似事情，康熙十三年，上海大均镇居民唐氏生了一对背部相连的男婴，唐家用铜丝把他们割开，然后涂上普通的米粉，过了一段时间，居然长出了皮肤，背部不久后都痊愈了。这是世界上有关连体婴儿及分离术成功的最早记载。

想象不到吧，很多现在西医用的外科治疗手段，中医里早就有了的，而且这些外科治疗方法，也并不是以摧残人的身体为目的，更不是为了挣钱而推行进而洗脑大众，接受有事无事就做外科手术的事情，这是不正常的，能够自己思考的人多想想吧！想一想西医那些理论及手段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