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坦白地说，这个世界没
“我们要坦白地说，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黑白分明。唯有愚者和吹嘘者才知晓一切。”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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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危机：
塞勒姆猎巫与妖术大恐慌
The Witches: Salem 1682封面
塞勒姆女巫审判中Abigail Hobbs指控他人使用巫术的证词。
中世纪以来审判女巫的传统一直延伸到文艺复兴后期，猎巫行动像黑死病一样席卷欧洲多国。动荡的政治时局、连绵不绝的战争、没有尽头的瘟疫、宗教林立带来的信仰差异、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差异……在巨变的社会和个体的不幸面前，为一切灾难找到解释——巫术，就成了宗教法庭和世俗社会共同选中的替罪羊。当欧洲的猎巫行动在十七世纪已渐趋平息，远在新英格兰的马塞诸塞湾殖民地却兴起了新的猎巫狂潮。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被控施巫术被处死，更有不计其数的被控参与巫术（彼时新英格兰的全部人口也不到五万人，塞勒姆仅为一个百人规模的小村庄），1692年成为全民恐慌的一年。
这是历史文明中恐怖的黑暗时刻：理性的烛光被吹灭，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爬行，恐惧和狂热两种情绪交替。以宗教生活为核心的殖民地中泛滥的信息闭塞和迷信横行，酷寒天气下的宗教狂热以及末世想象为主体的教诲，食物中毒和过度饮酒带来的幻觉，印第安人和法国人的袭击威胁与政治动荡，以不平等为常态的阶级社会及可想而知的贫富悬殊，代际关系的破碎与青少年的歇斯底里，由来已久的厌女传统，乡村内部的戒备与张力……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在The Witches: Salem 1682 这本书中以系统性的方式带读者重返塞勒姆，回顾当时的审判、记录与想象。
同样的危机以叫魂妖术的形式在中国重演。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叫魂大恐慌突然在中国爆发，民众相信妖术能通过发辫、衣物乃至姓名就招来灵魂。这种危机从江南发端迅速扩散了十几个省市，覆盖大半个大清帝国的疆域。民众忙于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猜疑、栽赃、诬陷，官府忙于追捕妖人，展开全国大清剿。在付出无数性命的代价后，皇帝终于下旨停止清剿，承认妖术和妖人其实全是子虚乌有，妖术恐慌是一场荒诞丑陋的闹剧。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为我们回溯那场“盛世妖术”。
巫术是符号，能够被赋予各种边界模糊的解读，也因此容纳着人们的深层恐惧、无法言说的欲望、固有的偏见，成为历史和现代的警世寓言。
歇斯底里的民众：
政治狂热与权力幻觉
正如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必然是一场徒劳无功般，希夫和孔飞力都承认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什么是1692年塞勒姆猎巫行动和1768年叫魂大恐慌的真正根源。比起刨根问底一个可能无解的答案，回顾奇异和可怖的社会现实或许对于理解这两场人类历史上歇斯底里又近于匪夷所思的癔病更有价值。
在孔飞力看来，巫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利补偿。”当指控一个人行巫术就能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当恶意中伤有人使用妖术就能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恶意的人，这都是一把“扔在大街上的上好膛的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而用之——“对于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于想要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于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于恶棍，它变成了纵力量；对于虐待狂，它是无穷的乐趣之源。”
塞勒姆的一场女巫审判。
George H. Walker / Bettmann Archive
对于塞勒姆那些声称受巫术所害的女孩，这种权力把她们送往舞台中央——从历史角度看，女性始终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以隐身的方式过完沉默的一生，而审判巫师的行动让她们有机会作为证人和原告走上法庭，痛陈自己所受的痛苦并指认她们幻觉里的施虐者。新英格兰地区的酷寒天气、印第安人和法国人随时可能入侵的灭顶之灾、严苛清教的宗教压制所带来的精神痛苦自此有了突破口，猎巫行动慷慨地补偿了她们的幻想，借审判异教徒和魔鬼的名义找到了恐惧的元凶。这样的社会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
而群体性失智的后果只能是越演越烈的歇斯底里，没有一个人能从中得到公平的补偿或者幸免于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与Lester Thurow在《零和社会：分配与经济变化的概率》中描述的“零和社会”有共通之处，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无法通过正常发展解决，而必须以“分摊”的形式共同承担损失。塞勒姆的牧师告诫他的教徒，“如果因为天选圣徒的邻居有罪，那么该圣徒便难辞其咎。”举报没有成本也没有代价，与其被怀疑为同谋，不如先下手为强指控他人，毕竟隐瞒不报本身就是犯罪。与此同时，通过举报和指控，参与者也为社区找出了危险的外来者，从而成为尽责奉献的“局内人”，强化了受团体保护的权力。毫不意外，对权力的依附伪装成信仰，女儿指控母亲，母亲控告外婆，妻子告发丈夫，父亲检举女儿，侄子陷害姑母，女婿连累岳母，邻居互相举报，任何人都能成为举报者，也无法避免成为被害人的命运。
零和游戏没有胜者，权力终是一场幻觉。
Infodemic：
新冠时代的巫术危机
巫术主题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
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中提到，媒体运作是多部门协调的复杂体系，本质上仍是二分法决定的，即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广告商、信息垄断渠道、新闻评论这四个层次过滤后进入公众视野，并赢得受众的共识（“consent”）。在当下这四重奏进化为大众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大科技公司主导的精准算法和广告投放，取而代之过去金字塔式的过滤机制，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都变得多元。然而开放的公共空间也带来新的信任危机。
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戴维·洛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首次提出“信息大流行”（Infodemic，即由信息“information”和大流行“Pandemic”两词合成而来）的概念，指“一些事实，混上恐惧、猜测与谣言，经现代信息技术放大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以与现实完全不成比例地方式影响国家与国际经济、政治甚至安全的现象（A few facts, mixed with fear, speculation and rumor, amplified and relayed swiftly worldwide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affect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politics and even security in ways that are utterly disproportionate with the root realities）。”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态势也让我们重新检视这一令人不安的概念。
在今年2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重新提起这一概念，总干事谭德塞博士（Tedros Ghebreyesus）提到，“我们不仅要对抗新冠病毒的流行，还要面对一场信息大流行。”在公共卫生危机下，信息过载的现状被再次放大，公众在寻找可信赖并且能指导行为的有效信息时极为困难，造成的社会危害与病毒传播不相上下。“信息大流行”不仅指我们对如SARS、新冠这样流行病的回应，也可以指我们面对恐怖主义、地震、火山爆发、超自然现象等令人无能为力的恐惧。
Fighting the Infodemic
Source: The Daily Star
事实上，我们是谁，由我们的敌人决定。制造恐惧是凝固共识的手段，冷战时的麦卡锡主义如是，新冠病毒肆虐下的阴谋论泛滥如是，针对中国在美学者的审查亦如是。如殷之光指出的，在关于新冠的诸多谣言中，冠以“邪教”“人工合成用以制造社会动乱”的信念有着特别强的政治意味，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的二元论里容不下科学、客观和理性的出场，让公共讨论沦为无效的情绪宣泄，进而上升为极端的社会行动。寻找敌人、相信阴谋、否认现实、以理性之名行疯狂之事，这是新时代的猎巫行动。
孔飞力在《叫魂》的结束中写道：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化为可怕的力量。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的那些异见人士以及因为其社会出身或者信仰或怪异行为而容易被指控的替罪羊们，便会成为狂热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伫立其间来阻挡这种疯狂(Without a workable alternative, leaders can manipulate mass fears and turn them with terrible force against the deviants and scapegoats of our own day—anyone vulnerable to labelling, either for his social origins or his exotic beliefs—with none to stand between）。”
这样的疯狂，我们已经见证了千百遍。被恐惧、无知和狂热笼罩的末日压力仍然时不时地重现现代社会。唯有深刻反思过去我们方可建起纪念碑。
当我们试图寻找外来者（排外主义）、揪出巫师和魔鬼（仇外主义）、重构所谓的新“共同体”（民族主义）时，塞勒姆大猎巫与叫魂妖术清剿行动正在注视着我们。塞勒姆和叫魂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历史隐喻，更应当是我们的疫苗，保护我们不受理智丧失或矫枉过正的感染。“极端的正确会在无意间沦为极端的错误。”而这一点，在新冠病毒还在肆虐的今天，更是尤为重要。
（感谢@何真阳同志对本文的校阅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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