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陆媒体报道，通过对四川、河南、浙江三省主要城市121家企业创新情况的调查，不少企业都反映，创新中遇到“人才瓶颈”。在培养、引进人才和人才流动等方面，鼓励创新的人才政策落实还不是很到位，导致人才请不来、留不住。
调查显示，户口、编制、子女上学、出入境管理等难题，成为限制人才流动的“拦路虎”，导致人才难引进。如制造业高层次“蓝领”缺口很大，但城市户籍制使他们很难落户。研发人员税负过重，企业“压力山大”，也让人才难留——即使月薪6万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到手也才3万多元。
从企业的反馈看，“人才瓶颈”大多是由户口、税负等政策问题造成，这是企业自身不能解决的。虽然，去年3月，国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已出台，各种措施涉及到人才培养、流动、评价、激励、管理等，全国也有不少地区推出了所谓的人才新政，但从一年多的实施效果看，老问题仍普遍存在，大量的所谓突破性举措，多停留在文件上，现实中并未得到落实。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无非是因为在人才改革的推进中，各种决定权仍在政府手中。
首先是人才谁说了算的问题。企业认为是人才的，在政府评价系统中，不一定是人才；而政府制定的那些鉴定人才的框框条条，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说，条件又太高，可能只对一些大企业有效。这种严重的错位，是导致如今企业“人才瓶颈”的主因。
要改变这一状况，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才的评定权交还到用人主体手中——各地政府要真正放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解决人才流动谁说了算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户籍、身份、学历、子女上学、出入境管理等，对人才流动来说，已不是什么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地政府出台的限制越来越多，制约人才流动的障碍也增加了，这也是导致当下企业“人才瓶颈”的原因之一。人才只有实现了充分的流动，才可能发挥作用。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有一个澳洲的“中国通”在电视节目里跟澳洲人介绍中国的户口问题时说：“户口，相当于一个城市发的护照，在这个城市里，你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去了其他城市，你就会失去部分的权利，比如不能享受当地的医保、劳动保险，甚至不能同工同酬，不能应聘当地的政府雇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的小孩也不能和当地的小孩一样享受同等教育资源，更不能在当地高考上大学。因为他们在当地属于非法移民。”主持人惊呼：“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成了非法移民？”——虽说是段子，但当下中国的人才流动，遭遇的困境却很类似。
其三是解决税负过重问题——这其实是所有企业和所有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人才，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政府这些年来，虽一直在说减税，但很多企业和个人感觉到的，却是税负越减越多。内陆企业平均税负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加上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残疾人保障金等，合起来往往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30%-40%。而企业所需的水、电、气、油等价格都居高不下，这使得大多数企业与欧美、日本等国家企业相比，早已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更何况中国大多企业还处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面临巨大的升级压力。
税负过高，影响的不只是企业的人才问题，也使得这些企业根本没有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的研发中。尤其对那些创新型制造业企业来说，研发投入的主要成本就是人力资本，但目前的人力支出并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对个人还得征收比例极高的所得税，所以企业只要想研发创新，等于在无形中就加重了企业税负。而有些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即征即退，针对的也只是软件产业、飞机维修、铂金及铂金制品等极少行业，大量高新技术行业无法享受到此类优惠。再加上很多技术开发又耗时较长，如医药行业，从研发、立项到批准生产，光研发周期可能就需要10－15年，按目前的一些税收优惠措施，是不能获得鼓励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如何真正降低企业的税负，其实已成为中国科技水平能否上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另一方面大量企业都陷于微利无利的经营危机里。企业不要说是创新，就连员工的收入都会受影响，更不用说什么刺激消费了。目前的高税负，等于在饮鸩止渴，这种恶性循环只会让政府的税基越来越少。
总之，“人才瓶颈”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这种状况需全面深化改革。不要在人才问题上下表面功夫，而是要在户籍、税务等多方面，进行深度配套改革，让市场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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