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张念，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今天这门课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这个词，比如说民国时候或者像台湾翻译成“女权主义”，如今在社会上越来越有能见度，一方面是青年女权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媒体平台和网络空间，有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并以这样的身份展开公共辩论。甚至feminism这个词，究竟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这个有着“主义”后缀的思想，和其他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这个“主义”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吗？对此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和分歧。在我看来这些争论的出发点，可以围绕着三个词或者三个概念展开，这三个概念叫sex、gender和feminism。
第一个sex呢，我们通常理解为“性”，但它还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概念。生理层面当然是有差异的，我们有生理意义的男性和生理意义的女性。每个人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格的时候，性别是和出生年月一样重要的生物学信息，比种族、民族等血脉信息更加基本。
然而我们发现，如果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那实际上这种差异在动物世界也有，在动物界我们却叫雄性和雌性。
在这个层面上，为什么我们称为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俗语中的公与母呢？因为男人和女人后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叫人，在人类的概念之下，男人和女人仅仅是一个种类的差别。所以说关于生理性差异，我们就要从生物学的知识走向人的世界。
不同于动物，人类正是围绕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展开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当新生命降临时，在产房外等待的人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是男孩还是女孩儿？这欣喜的询问，除了对新生命未来可能性的憧憬之外，这个叫男孩或者叫女孩的话语，给生命那丰富的可能性打上性别的扭结，在生命诞生时就已经开始编织着他们的未来走向了。但另一方面，稍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赋予生命尊严与保障的是人权。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断言：女权就是人权。
人权就是包括人的基本生存权、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类似这样的一些权利。
在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性和人权思想激发之下，同时代的女性思想家受到启发，发现这基于天赋人权的人的权利，在法律条文明确之后，在具体的实践、采信和执行层面、经验层面，女性好像被排除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权所强调的天赋人权，下面衍生出来的投票权、受教育权、工作权或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在女人这里并没有实现。这就使得人性、人权概念落实到具体的实践的时候，出现了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或者说双重标准。于是对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早期女权主义者来说，首先想要在实际的社会运动当中，为女性争取作为人的权利。就是说在法权利的清单上，偿还女性作为人的权利，一般称之第一波女权运动。
比如说最早期的女权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8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为女权辩护》。
玛丽是一个清教牧师的女儿，在精神层面，她很容易接受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以及世俗化运动中的人权观念。也可以这样说，“女性问题”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捍卫人格独立，玛丽甚至放弃与爱人缔结婚约，理由是她家境贫困，不愿因婚姻关系增添爱人的经济负担。她身体力行独立人格的主张，认为女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因为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权利的匮乏所导致的。可见抽象法权利和人权观念，受到了具体经验的检视。在第一波女权主义这里，第一个“女权辩”，要争辩的是女性是不是人的问题，是否真正拥有法权利。
它的逻辑循环是这样的。对于女性，怎么能识别自己是人呢？她没有想男人和女人的差别，这个还是次要的，而是说，在启蒙的人权、人性逻辑下，首先要辨识的是女性拥不拥有这些权利：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更不要说投票权，投票权是女权运动者们经历了200多年的运动之后，在欧美各国才获得的，比如说在法国是1920年女人们才拥有投票权。
所以第一波女权运动的宗旨就是“女性是人”，大家都知道女性主义小说《简·爱》。小说中有句名言，她对爱人罗切斯特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顺便提一句，《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也是清教牧师的女儿。所以，启蒙思想所激发的平等政治，除了社会阶层的平等，性别平等是其重要的一个维度。
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女性，包括女作家，她们非常在意的是：我是人，你要说我是女学者或者女作家，反而认为是一种歧视。因为前面的“女”字，代表消极而负面的经验。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说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刚才在讲生理层面、讲sex问题的时候，我们谈到男人、女人是有身体性差异的。这种差异会渗透到具体生活中，组织起我们的私人生活秩序。比如女人要承担生育，承担家务劳动。就是说，你可以忽视这种生理性的差异，但不能抹除它带来的后果。
在具体生活层面上，比如在亲密关系中，在友谊中，在伦理关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权利或者是人的概念很少被提出来。我不可能对我的爱人说：我不生孩子了、我要争取人权，我不结婚、我要争取人权，如果对具体而普遍的生活模式，有一个拒绝性的姿态，这个时候如果用人权来讲，就会变成语义上非常模棱两可的，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说第一波女权运动，在讲人权逻辑的时候，基于女性生活经验差异的问题没有被提及，feminism在这个意义上是被抹除的！
因而第一波女权运动者为了争取权利，它要抹除、忽视或跨越这种生理意义上的差异。这个抹除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做变性手术，而是说我们要在观念层面抹除基于生理差异导致的权利的不平等。
但是在私人生活层面，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差异，它依然作为一个隐形的主导性线索，贯穿了所有人的生活。
接下来我就要谈基于生活经验层面的第二个概念，叫gender，以及第二波女权运动。
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作家波伏娃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并延伸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身份政治运动。
《第二性》谈了什么问题？波伏娃在写《第二性》的时候翻阅了很多资料，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她发现，虽然很多女性参与了法国大革命，包括攻占巴士底狱，但是在这些宏大历史书写过程当中，女性的活动、她们的存在被抹除了。
波伏娃当然不是历史学家，她没有说我要有个雄心来从性别的层面写一个女性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这不属于她的写作任务，她是从一种存在主义者的女性意识的角度，还原和描画出生活世界中的“女性肖像”，比如说她会写到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当然不是政经学批判的角度，她是把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现象。
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女性是在和灰尘做斗争。女性和灰尘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每天要保持家的清洁，它的主要的敌人就是灰尘。那么灰尘扫去之后，又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荒谬感。就让我们想起加缪所写的西西弗斯，石头推上去又落下来，推上去又落下来。
加缪塑造了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西西弗斯，他重新改写了西西弗斯的神话，而波伏娃用同样的笔调，描画每天和灰尘做斗争的女人，她们同样也面临着一种西西弗斯的荒谬处境，但是我们不会说家庭主妇是存在主义英雄。但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这个和灰尘斗争的主妇就是存在主义英雄，这个英雄形象第一次在哲学家波伏娃的笔下出现了。
这就是gender问题与第一波平权运动的区别。gender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拉丁文，是类别的意思。女权主义中的gender所处理的是一种处境性经验，对这种模糊经验的感知，我们叫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区别在于，没有主体意义上的认同感。什么意思呢，成为家庭主妇和成为一名将军完全是两回事。这种既沉溺又疏离的女性意识本身，如同文学经验一样充满歧义，弥漫着生命的信息，但又无法被公共的社会价值系统所捕捉，女性之于自己的生活处境所产生的感觉，是浮光掠影的，但又具备某种伦理的确定性。就是说伦理亏欠很容易被女人承担，比如公共舆论对一个现代女性的道德绑架表现为：必须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波伏娃所考查的是女性处境，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女性意识，她不像第一波女权运动是在一种中性的人权概念下探讨平等，并鼓励女人进入公共领域，这个领域被预设为是中性的，但不要忘记了在这里相遇的依然是男人和女人们，性别是最醒目的识别标记。
而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当我们说女人的时候，她被识别为母亲、女儿、妻子、情人、还有圣母和荡妇，这些标签之所成立，是因为它们必定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其中一个特别的标签是“圣母”，是男性精神攀升的导航仪。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女人是被塑造的”。她的意思是说女人处于“第二性”，女性是被文化所塑造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地追问下去，女性被谁塑造？是被第一性，那么第一性是什么？第一性指的是父权和男权结构，它的存在决定了第二性的存在。
那么我们还可以这样问下去，女性是被塑造的，那男性是不是也是被塑造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虽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女人属于“第二性”，从属于第一性。从文化角度来看，虽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文化塑造对男性更加有利。
比如说圣经创世纪里面是亚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取出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那么这就非常有意思，是谁来自谁？这就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夏娃是来自于亚当的身体，那么夏娃是第二性的。
GENDER在知识层面，比如说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或者是在文化领域，gender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维度，或者一种认识论范畴，区分差异是智识练习重要步骤。比如，我拿着gender这把尺子，去勘测历史叙事的性别偏差，在纪念碑式的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女人的身影。这个偏差是理性主义的盲区，女人存在于历史之中，是在场的缺席者。一般要到19世纪出现家庭史研究的时候，女人才在家庭的领域闪现。在丰功伟绩之外，女性经验该如何记录，在史学领域里面专门出现了一个新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女性史。
另外，gender的社会效应就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女权运动内部，新兴的中产阶级妇女们组织起来，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形成互助小组，在生活浪潮裹挟之中，抵抗男权主义的价值观。推进人权价值的实践内涵，比如说堕胎的权利、生育权，享受性快感和性愉悦的权利。女性身份第一次成为文化指标，扩展经典层面的政治边界，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公共和私人的划分标准受到冲击。
这不是女人们基于健康愤怒的夸张表述，而是基于对差异政治的敏感，和这一波女权运动一起生发和成长的，还包括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抵抗一切基于种族、族群、年纪、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和压迫，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身份政治，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份认同问题打破了传统的认知主体论，被贬斥的身体成了醒目的文化政治元素。
有种论调宣称女权是种单边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好像自动默认了仅仅是“女性问题”。在知识层面，gender这个词是中立，这个尺度仅仅为了调试偏差，平衡社会历史叙事的性别问题。在平等政治的逻辑中，性别是一种迟到的正义；在文化政治的逻辑中，性别是抵抗的力量，无论人权表述，还是文化表述，其实共享着启蒙思想的遗产，那就是说只有平等之人当中才有自由。就思想资源来说，feminism这个表述不是显得多余了吗？
女人加上主义，或者女性加上主义，不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吗？在人权框架中我们要趋同性权利，在gender的框架中，我们要强调差异性权利。在近年爆发的女人们反性侵、争取权益的过程中，法理逻辑和女人们们客观的痛苦产生了冲突，一种法理程序捕捉不到的伤害，恰恰说明了feminism依然有存在的理由。feminism字面上有个主义，这是打引号的“主义”，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它就像一个影子剧场一样，处在光亮智识中心的边缘地带。性别之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般理性认知上的区别，它在认知之前的知觉层面，在知识所厘定的秩序之前，使得中立性被辨识为一种暴力性操作。比如，启蒙逻辑否定性别，文化政治又强调性别，那么，究竟什么是女人？我把她当成一个未知数，永远在求解的过程之中。在下一讲中的讲座，我从性别制度，即gender的角度，继续说说这个面目模糊的打引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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