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子高，是楚国的大夫，为叶县令，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楚王派他出使齐国。他忧心如焚。齐国人对待使者，表面恭敬而内心怠慢，即使一个普通人都难以说服，更何况是国君。这件事若办不成，回来后楚王必会惩罚他，若办成了，也会因长久焦虑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而患病（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必有阴阳之患）。由此道出了为人臣子在国君的威压下死生未卜的险恶境遇。
庄子提出了义命观，即臣事君就像子女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无可逃脱的责任，所以要“不择事而安之”。庄子的应世观与孔子截然相反。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将“治国、齐家、平家下”作为士人天赋的职责和使命，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为”字上积极作为。而庄子则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一切都是外界强加于我的，我无可选择又无法逃脱，那我只能消极而被动地应对之——“无迁令、无劝成”，顺其自然，如实地遵照上级的指令办事，不加以任何主观的作用去促成之，尽量忘却个人的得失哀乐。他强调在“安”字上，即自处上下功夫，修练静虚无为的心境，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
庄子用使臣传话来说明迁令、劝成的危害。使臣的使命就是传递两国君主的处交辞令。而传达两国国君喜怒的言词是天下最难的事。令两国国君喜悦的言词必定过度添加了许多好话，令两国国君愤怒的言辞必定是过度添加了许多坏话。凡是过度添加的话（溢言）都是失真的，失真就会失信。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就因为那些喜欢以技巧角力的人添加了太多的巧言偏辞而使结果变得很复杂。而且凡事若急于求成，逼迫对方太过分时，别人就会兴起恶念来报复你。所以说，不要随意改变使命，也不要强求事情成功。凡事过度了就像“溢言”，容易败事。
迁令与劝成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因为求胜心切、自我表现欲强，才会在行事过程中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力求创新变通。又正因为在行事过程中所投入的精力智力以及做出的成绩远远超出了上级的要求，才会特别渴望得到上级的奖赏。然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你这样过份地去做，这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既是一厢情愿，就不可对外界期求太多。若是自己喜欢的事，那尽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过程的本身就充满着快乐的成就感，无所谓能否得到他人的肯定。而若是为生存所迫，为职责所限定的无可奈何之事，过度去做无非是出于追逐名利的动机，如此便让身心受累。领导布置你做十件事，你偏喜欢逞能，做了十二件，这多出的两件事在领导看来，便成了一种要胁，强迫他肯定你的能力和业绩，以满足你的表现欲。而“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应之”，你过份苛求，必然令人心生厌恶。若是领导不买账，你便会产生失落感。古往今来的“怀才不遇”者，皆是因为做事过度，表现过度，对结果期望过度，而导致自己失意过度，实为一种自作自受。
庄子应世一再概言“不得已”，那么在不得已的环境中如何处世呢？庄子说要培养超越者的审美心胸：“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在“心斋”之后，又提出“养中”、“游心”之说。所谓“养中”，即主体通过修养挣脱名位的拘锁而使心灵达到空明灵觉的境界。“游心”，即心神顺任外物的变化而翔游，精神从物物相逐、名利相争的现实桎梏中提升出来，使心灵在自由自适的情状下以美感距离来观照外事。
庄子对于士人如何应变仕途的险恶，始终抱着不主动作为，随遇而安的态度，要求士人排除内心的欲望，以内心的虚静来应对外界的变化，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后记：某天，夫对我说，他的下属中有一位工作特别仔细的人，他不知道要不要表扬他，若当众表扬他，就意味着指责其他人工作不够认真，这样便得罪了大多数。听完这段话，我的心突然像被割开一道口子，虽然疼痛难挡，却心室洞然。他说的那个人不就是曾经的我吗，且当初的我比之犹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我曾经的领导是否也有夫一样的疑虑。我总以为只要工作上积极努力，总能得到领导的认可，领导布置我做一，我便做十，布置我做十，我便做百。但殊不知我如此卖力地工作只想把握对自己前途的决定权，也就是说与领导抢夺他手中的权杖。如果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获得相应的地位，那领导岂不成了虚设的傀儡。且领导也没有一呼百应的万能权力，他的权势威望要受到下属中大多数的牵制。因而在职场中行事不要太出格，如果你不喜欢讨好、迎合大众的口味，那就按部就班的完成领导交办的事，领取相应的工资，得过且过地过日子就行了。想到此，我便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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