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些不让学生死读书的学校

王贵成/文

 教书时间越长，越觉得郭沫若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有意思。“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拿此话来观诸现在的学校，有多少学校是在进行“把书读活”的“活人读死书”的教育活动呢？相反，不少是在玩“把人读死”的“死书读活人”的把戏。以致各级学校里培养出不少书呆子，明明才疏学浅，偏偏还要恃才傲物，实在是误国误民。其实，中国的学校并不全是这样的，那些不让学生死读书的学校，虽然少，但总是有的。

 张伯苓先生在民国年间办的南开学校，就是一所不让学生死读书的学校。

张伯苓早年接受新学，并多次赴日本欧美留学考察，深谙世界大势与学问真 谛，因此坚决反对死读书：“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主张要为学生营造充满情趣的教育环境， 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展示特殊才能，引导学生自主安排 业余时间，积极开展课外活动与体育活动。

 张伯苓特别注意不让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死读书。一次，他专门召集一些家庭困难但学习成绩优异、 获得学校奖学金的学生到家里吃饭，饭桌上他说：你们都是寒士，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先生最让人尊敬的地方，是能够矢志不渝地贯彻其不让学生死读书的教育主张，即便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在所不惜。1930 年，河北省举行会考（旧时天津参加河北会考），在全省 69 所会考中学中，南开中学男校仅名列 18，而南开女校则名列 37。恰好此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演讲，一见到张伯苓，陶行知便向他道喜，说“我贺你会考成绩不好”，并专门做诗一首：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擎。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几乎就是咄咄怪事了，考试成绩不好，居然还有人道喜。在那些视应试成绩为命根子的人看来，在 69 所参加会考的学校中，南开这样的名校一个 18 名一个 37 名， 实在不算什么好成绩， 可陶行知仍然认定南开是巨擎，为什么张伯苓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不以为然甚至反以为荣。这是为什么呀？这就得从当年的教育说起了。当年的教育也有些像现在，可谓是“应试教育”盛行，学生“负担过重”，许多学校“学生是学会考，教师是教会考，学生就是考生，教师就是教考，学校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拼命地赶呀，熄灯是从十点延到十一点了，赶了一考又一考，学生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把性命赶跑了，这样会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然而，张伯苓的南开却不是这样赶考的学校。南开中学学生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六点半学校摇铃起床，七点钟教师来检查宿舍，看有无睡懒觉的。其实大部分学生早在此前便起床出现在大操场上了。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上课之前有人在教室里看书，更有人抓紧空闲机会拿着篮球去“秀”一会儿。上午几乎堂堂有课，下午课主要是理化实验和作文，以自修为多。两节课后正是下午三点半， 这时教室里几乎看不到学生了，全都到运动场或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演戏，锻炼的锻炼，比赛的比赛，体育比赛最多，也最热闹。 如果训导老师发现三点半后有学生偷偷地躲在教室里做功课的话，立刻记大过一次。 晚饭后七点上晚自习， 九点半开始学生准备休息， 十点准时熄灯，有教师各宿舍巡查一遍。

 由于张伯苓先生的大力提倡，在南开，没有死读书的学生，一个班 35 个学生，就有 33 个人有足球鞋。即使到了今天，全国能做到这样的学校恐怕也不多。南开更不以考试名次论英雄，不以分数代表一切，而特别注重学生“整个的生活”，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尽管南开学校在一次会考中成绩不怎么样，但它的教育是完整的、 健康的、快乐的，因而是幸福的、和谐的、成功的。虽然不死读书，但由于是完整的教育，南开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倒反而是很高的，以 1934 年为例，清华大学 录取南开中学学生 22 名，与江苏名校扬州中学并列同居首位，其次是北京师范 大学附中，14 名，再次是北平汇文中学，12 名。

 不让学生死读书的学校，在解放以后也出现过。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所中学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被剃了“光头”，校长本人被人戏称为“光头校长”。著名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吕型伟先生当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为此事进行了一次微服私访，结果却发现：该校环境整洁，师生举止文明。吕型伟先生很纳闷，请教了这位校长。原来这所学校周边环境很差，一些家长素质也低，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流里流气，习惯不好，成绩也不好。针对这一现状，校长将办学目标锁定在将他们培养成正派的、有一技之长、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校长便把那些能教育好的有希望进大学的苗子，中途转到附近的几所重点中学，同时把重点学校认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换到他们学校去。因此，他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是“零”。吕型伟先生听了校长的陈述后感叹道：“人才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不成人，宁无才！”在吕型伟先生眼中，一个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哪怕在“升学率”上被剃了“光头”，也是值得尊敬的。于是，吕型伟先生召开全市校长会议，请这位“光头校长”作报告，并肯定这位“光头校长”是光荣的，因为他不仅教育了这些学生，还改造了整个社区。

“光头校长”是可敬的，他没有为了高考升学率而让学生一味去死读书，而是能因材施教，把学生教育成了正派的、有一技之长、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呢？当然了，这种教育也只有吕型伟先生这样的伯乐才能发现。吕型伟先生一直坚持认为：“看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关键是看‘成才率’，也就是看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如何，是否成才，而不是看这个孩子目前考了多少分。”他不仅大胆地说，而且还身体力行。

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如果都能像张伯苓和吕型伟这样，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着想，不让学生死读书，那么中华民族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要求现在的教育管理者要转变已有的评价标准，用发展的眼光来评价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个学生。然而，在应试教育仍然大行其道的今天，这可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