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用枪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中国被迫打开近代史的“第一页”，此后历史每翻动一页都写满了屈辱和辛酸。
国人喜欢将鸦片战争当作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的转折点，但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清朝的衰亡始终有迹可循。
早在王朝统治者下令禁止《天工开物》和《海国图志》的时候，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如果只是简单概述《天工开物》的性质，很多人并不能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深入了解此书的创作背景，才能领会文字之下的“厚重”。
要讲《天工开物》，就一定离不开作者宋应星。
他生于明朝万历十五年，是个官宦子弟，自幼接受了那个时代里最好的教育资源，却在科考上碰了壁，仕途始终不见起色。
如果只是单纯的科举不中也就罢了，偏偏他处于明朝国运疯狂转折的时期，也就是史上很著名的事件“万历怠政”。
万历皇帝在位前期励精图治，满怀大志。
可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他就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和精力都每况愈下。
对于朝政逐渐懈怠，上朝的积极性大减，平常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就是靠太监颁发谕旨。
朝臣们可以理解万历皇帝偶尔翘班的心思，却没想到他的“摆烂期”格外得长。
当时的礼部主事卢洪春都对皇帝的消极怠工看不过眼，上书道：
“帝日夜纵饮作乐……”
同年，朝中爆发了“国本之争 ”，大臣们多支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可万历皇帝更喜欢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是其宠妃郑氏的儿子，出生后就备受宠爱，是万历皇帝心中第一太子人选。
为了扶持心爱的儿子当太子，万历皇帝和朝臣们对抗争执了数年，最后无奈妥协，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即便大局已定，万历皇帝还是“偏心”得厉害，下旨户部确保福王的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否则就不让福王离京就藩。
福王的田产远超正常王爷该有的规制，自然是一片反对声，万历皇帝又因为户田之事和朝臣吵了七八年。
由此可见，万历皇帝对福王确实拳拳慈父心肠，有皇位就给皇位，没皇位就给田产，总之不能亏了宝贝儿子。
在万历皇帝看来，这些都是他的家事，朝臣一再反对实在讨厌，可又不能把内阁大臣们都杀了。
吵得时间久了万历皇帝彻底怠政，直接罢朝不干了，不理朝政就是他对朝臣们最大的“报复”。
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万历皇帝就躲在宫门里不出来。
不理朝政、不见朝臣、不郊、不庙、不批、不讲，将罢朝进行到底，整整持续了近三十年！
万历皇帝的“斗争行为”直接导致国家群龙无首，明朝的政府管理体系陷入瘫痪，奸臣宦官大行其道，官场越发黑暗。
宋应星就饱受了各种世态炎凉，对朝廷心灰意冷后远遁县城教起了书，专心治学。
而真正让他萌生著书念头的，是一篇《论天下三大病根》的奏议。
因为朝政混乱，官员也多是尸位素餐之辈，有一个叫陈启新的武将看不惯朝中的乱象，为了点醒世人、匡扶大明社稷，就上表了奏议《论天下三大病根》。
称国家当下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应当及时肃清朝纲，重整军事边防。
奏议句句直中要害，一经上书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却也引起了其他官员的不满和敌视，因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最后不仅没能真正帮助到江山社稷，反而加剧了朝廷的分裂。
宋应星远在市井，都耳闻了这场“争斗”，生出了空谈误国的感概。
心道与其各执一词，将精力和口水浪费在党争上，还不如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
他既然为人师表，专研学问，何不写一本真正能够促进大明朝发展实业的著作？
所谓“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
不仅仅是读书人，宋应星想要天下人都知道粮食如何生产、蚕丝如何造布、陶制如何烧制、兵器如何打造……
明朝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所以宋应星走出书斋、接触社会，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穷经皓首终于有了《天工开物》的问世。
此书详细记录了明朝社会背景下所有农商手工业的科目：
机械、砖瓦、陶瓷、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先进生产技术全部囊括其中。
图文并茂，将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
更难得的是，书中还对相关技术给出了科学的数据和理念阐述。
直接就能帮助到生产实践，不再是简单的科普类书籍，是真正能起到指导作用的实用类教科书。
然而山河动荡，还没等到《天工开物》全部出版发行，明朝就灭亡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皇帝自尽。
残留的明朝皇裔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权，宋应星就一直跟随，坚持反清复明。
只可惜在清军的强攻之下南明政权也灭亡了，宋应星的哥哥服毒殉国，宋应星则拒绝了清朝的授官，隐居避世，至死都不曾剃发蓄辫。
至于凝结了宋应星半生心血的《天工开物》，也进入了“尴尬生存阶段”。
刚发行的时候明朝江山就已经沦陷大半，少有人知晓；
再加上书里面记录的都是实业技术，知识分子更偏向四书五经，即便知道这本书也没有兴趣去看。
清朝建立后，因为《天工开物》对农生有利，曾被出版发行过，却因为里面存在很多对满清不敬的字眼，引起了上位者的不满。
清朝本就大兴文字狱，这种白色政权恐怖之下，前朝人所著的《天工开物》自然成了忌讳，被官府列为禁书。
这一禁直接断了《天工开物》的活路，更阻断了清朝的“实业发展路”。
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接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国梦，更震醒了千千万万的国人。
各阶级人士虽说立场不同、观念不和，却都纷纷踏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学习借鉴海外的先进科技。
林则徐的虎门硝烟成了战争的导火索，被贬官到伊犁，途中遇到了中年失意的魏源。
两个壮志未酬的人结为知己，谈到朝中局势和家国未来，两人都忧心不止。
林则徐深知此次伊犁之行生死难料，就将最大的遗愿托付给了魏源：
“吾搜索多年资料，欲编一部海国图志，以增强国人之眼界，今托付与你。”
魏源以十二分的郑重接下了这个任务，期盼此书真的能改变清朝之困局，正如他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何以作书？为以夷攻夷，为以夷款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1847年到1854年，魏源将《海国图志》扩充到百卷本，系统而全面的记录了西方各国的历史经济、地理政治和各种先进科技的制造使用方式。
《海国图志》的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源期盼国人通过这本书能认识到在清朝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车水马龙，是接触世界近代化的最好窗口。
然而《海国图志》却遭受了和《天工开物》一样的命运，出版后不仅没能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还被列为禁书。
读过《海国图志》的官员们都觉得此书满是狂悖之言，什么“师夷长技”？
大清泱泱帝国，只有别人学习我们的份，哪有反过来学习他们的道理，简直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有辱斯文！
清政府和广大官僚阶级依旧做着因循守旧的梦，空度岁月，任由西方列强们将下一把“屠刀”挥下。
当时真正注意到并明白此书重要性的还是邻边的国家日本，《海国图志》引入日本后就被翻译发行，争相传阅。
日本政府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海外的国情，深知发展科技的重要性，因此大力学习借鉴西方科技，踏上了科技兴国的道路。
当时翻译《海国图志》的一个日本学者，都忍不住在序言中写道：
忠义之士写的书没能得到本国君主的重用，反而被异国它邦的日本奉为瑰宝，实在是同情魏源。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自诩大国的清王朝败给了“弹丸之地”的日本。
战场上的惨败惊醒了国人的“千年迷梦”，原来我们真的落后了！
清政府和官员们开始着急改革创新，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尊严，却迟迟不得要领。
讽刺的是甲午战败后，日本首相以胜利者的姿态踏入中国的领土，大臣李鸿章请教他强国政策的时候，对方只轻蔑的说了句：
“去看《海国图志》。”
可以说，从《天工开物》到《海国图志》，清朝统治者有太多次改变国运的机会，然而都白白错过了。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本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被封建制度下的“重农抑商”给扼杀在了摇篮里。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自十七世纪先后传入海外，大大促进了日本的手工业发展；
对欧洲国家的机械业、制造业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速了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可国内却将《天工开物》列为禁书，闭关锁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荣耀里固步自封，逐渐落后于时代而不自知。
至于《海国图志》被禁，更是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它没能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反而让日本人得以开眼看世界。
日本作家井上靖在讲述日本时代的发展史时，都将日本的崛起归功到了中国身上，因为我们放弃的，正是他们最难求的。
可以说，清政府禁书千万万，其中最不该禁的就是《海国图志》和《天工开物》，以至于王朝埋头走上下坡路。
除了盲目自信的禁书行为，深究清王朝的灭亡根本，会发现是封建制度阻碍了现代化进程。
史上任何封建专制的政权都摆脱不了灭亡的最终命运。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模式和人在社会中的分工就会随之演变，固化的封建体系束缚了社会发展的脚步，唯有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彻底破解亡国困局的根本手段。
然而发展商品经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又会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封建政权的统治目的相违背，注定不会被采纳。
所以最终只能被人民用武力手段强制推翻，结束封建王朝的数千年历史轮回。
《天工开物》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明朝时期的“世界级百科全书”，代表了当时科学界的最高水平；
《海国图志》摈弃了“天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拓宽了认识世界的视野，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时代箴言。
只可惜这两本产于中国本土的科研巨著，最后却在别的国家广为流传，带动了他们的生产活动发展，令人扼腕！
可见无论何时，都不能忽视书籍的作用，读书培养人们的知识和智力，为国家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尤其是身处世界之大变局的今天，书籍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和书籍挂钩的是文化，我们要学习外来优秀文化，更不能忽略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天工开物》和《海国图志》的遗憾绝不能重蹈，坚持传承与创新并进，自信与发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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