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的学校，前些年兴建新校区。校园不小，一些主干道都取了路名。有以校史上的文化名人命名的，例如朱湘路。
朱湘是与徐志摩、闻一多齐名的新月派诗人，安徽太湖县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成立不久的国立安徽大学。当时的校址在安庆，但据说那就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现在的安徽大学在合肥，也将他们的校史追溯到那里。关于校制的沿革，我没有什么兴趣。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日前在同事办公室的书橱里，见到一本《朱湘年谱》。
这是一册自印本。作者是朱湘老家太湖县政府的文职人员，以乡贤为荣，有意撰写《朱湘传》，先弄了这本年谱，以“朱湘研究会”的名义筹款印出。朱湘英年早逝，文学生涯不长，文学活动的史实也较为清楚。我将年谱借回一阅，只是想看看朱湘在安徽大学的事迹。
时值乱世，国立安徽大学却办得很有气象。政府拨款较多，学校也不惜花高薪聘请教员。当时各县教育部门公务员月薪十元，安徽大学一般职员月薪五十至六十元，讲师两百至两百四十元，教授两百六十至三百四十元。根据校方记录，郁达夫是三百四十元，朱湘是三百元。罗念生《忆诗人朱湘》里也有相应的记载：“朱湘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起初一段时间，生活似乎很优裕，每月薪金三百元，有闲钱买古董，如新出土的陶马、郑板桥的墨迹。”这件墨迹后来被鉴定为赝品，而那只陶马则在夫妻吵架时砸了。
朱湘生性过于敏感，不善与人相处。夫妻、朋友之间常常闹得不可开交，同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别说那些原本就看不惯他的旧派人物，同为新文学阵营者对他也印象不佳。苏雪林《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里说：“记得有一次学校想派教职员四名到省政府请求拨发积欠经费。已经举出了两个人，有人偶然提到冯沅君和我的名字，忽然我听见同席上有人嬉笑着大声说：‘请女同事去当代表，我极赞成。这样经费一定下来得快些。’这人便是诗人朱湘。沅君和我气得面面相觑。我想起来质问他这话怎样解说，但生来口才笨拙的我终于没有立起来的勇气。后来我问沅君为什么也不响，她说这人是个疯子，我们犯不着同他去呕气。”苏雪林即当年与冰心齐名的绿漪女士；冯沅君是陆侃如的妻子、冯友兰的妹妹、以小说集《卷葹》为鲁迅称道的淦女士。
以往的传记都说，朱湘前往安徽大学，意欲创建中国第一流的外国文学系，后因校方不予支持，又遭同僚排挤，才离开那里。年谱收集的校史资料表明，学校一开始还是很重视朱湘的。他虽有清华及留美的求学经历，却都没有毕业，连个学士学位也没有。学校不仅高薪礼聘，还委任他为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主任。朱湘对系名不满，觉得应改为“英文文学系”。他的设想是，以英语讲授世界各国的文学。他多次向校方建议，未果。后来换了新校长，将外国语文系更名“英文学系”，删掉一个“文”字，变成只能教英国文学的了。朱湘觉得校委会的那班人水平太低，非常生气。几个月后，新学期开学，他没有接到聘书，失业了。这以后，他一直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窘迫，穷愁潦倒，乃至精神失常，投江自尽，年仅二十九岁。
校园里有条朱湘路，自然是以朱湘为荣。但想一想朱湘当年的经历和遭遇，又不禁令人唏嘘。天才的命运大概都是如此。生前遭冷落，是缺少“同情的理解”；死后被纪念，又何尝得到“同情的理解”呢？读了《朱湘年谱》，知道他在校的境况，再走上那条朱湘路，一定会有某种异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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