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被誉为“美国第一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因癌症不治去世。他的离开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批评本身，以及给几颗星爱好者对品评电影这件事的兴趣，这一刻仿佛我们再度回到了影评人可以被严重依赖的年代。而随后发生的《收获》主编发微博声称罢看《文学报》，原因是其报的作者李建军撰文“攻击”了我们受人尊重的作家。这里面有评论家的升华和倒台，也有关乎这个职业的一些现象背后的思考。
倘若每个被批评的艺术家都像海明威那样当着评论家的面展露胸毛，并且针对不满的批评施以老拳，我还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可爱。可现实是，我们太习惯阴着脸去羞辱和神经错乱般的攻击了。注意，对于评论不是欣赏美和提出缺憾，而是吹捧和卖弄，对于被评论者不是反驳和论辩，而是侮辱和敌视——不单单是文艺无法在这种荒谬的对峙中成长，仅来看看这样的场景，它既不美好也非精彩。
从大众文艺评论家这个角度，如果想做到享誉世界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来，你的文字或者理念只能建立在他人作品之上，不管是解读赏析，还是批评解构，任何理论和常识的输出无不都是要“依附”他人先前作品之上的；二来，作为一个评论家，从大众那里获得拥护和信任，在今天几乎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人都发言权，而审美意义上的不同和鸿沟又是天然存在的，没有人能一统江湖。所以罗杰·伊伯特的珍贵，也是因为他常年奋斗在一线，不仅被业内树为标杆，更是从大众那里取得了几代人的信任。
比审美障碍更可怕的是气质性丑陋
仔细端详一下今天的评论家，我们看到他们的部分人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成为“红包情人”、“交口吹捧家”、“御用抬轿手”的代名词，评论家需要的报酬不再是媒体给予的稿费，更是集中了电影宣传方、图书发行商的好处费、车马费、红包等等，受人以物之后难言之隐或者无奈地帮忙吹捧则在所难免。就此，评论家的工作和职业道德不再是单一的发现美和甄别优劣，行进至今日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了对给你报酬的人负责。
对评论家的工作普遍缺乏信任，我以为如果仅仅是雇佣方改变了（从媒体编辑和读者，变成了发行方和宣传方），其实问题不大。比如一部电影即将上映，那么作为影评人从积极的角度给予阐释和发掘，哪怕是平庸的作品也似乎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找出一两个尚可一看的细节，对导演和演员的鼓励，以及对观影者的消费怂恿，这些都不是难看本身。现实问题是，我们只能看到广告语般的忽悠词语一次次泛滥，观众就也只能是对那种肉麻的吹捧保持敬而远之。我以为这里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大多评论家的zhu审美能力缺憾上。换句话说，他们缺乏发现美的能力和耐心，只顾瞬间完成任务交差，结果自然是潜在观众不理会，久而久之想以点带面将口碑推广的宣传方也必然会失去信任。
比审美能力缺乏和障碍更恐怖的是错位。如果更广泛地关注一下我们的作家或者评论家对翻译作品的议论，就会发现这里的错误现象有多严重。比如王安忆说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故事头开得很好，但库切很快就开始非常沉醉地描写这个行政长官对土著女孩肉体的沉迷，非常细致以至游离到故事本身之外。而后写到长官送土著女孩回到她的部落又重新让故事好看起来，但很快又开始津津乐道地描绘肉体对暴力的承受，其着迷程度再次超出了故事。等写到土著人攻城，文本的生气又回来了，可最后又开始了大篇幅的性描写……我们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节，所有政治和社会的意义，最终都归结于性，我认为是过度解释。我怀疑全世界作家对故事的想像力。”
像王安忆作为同行对库切的“性描写”的不解和愤怒，如果只是一种审美障碍，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对美的理解和审视都会有局限，但她给“短经典”系列丛书作的序，摆放在数十本外国短篇小说的开篇，无论如何都要被称之为虚妄了，其中的错位和凌乱不仅仅是文不对题，这不是出版商一句“我乐意”可以解释的，或者说即便作为出版社者和策划执行人，有权力对自己的产品做出如此合法的行为，那我作为读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态度——即我们作家在自己短板和欠缺之处还要堂而皇之地炫耀出来，这才是一种不自知的丑。
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理解商业上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譬如阅读外国小说的读者，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意我们著名作家王安忆所谓的牵引和导读呢？她的不应景和错位的出现，是否真的就能换回来商业上的回报？
“无害论”是最基本的要求，即这样的文字不伤害到书的原作者和它的读者，四平八稳地貌似蒙混过关即可。但有一系列的所谓导论和推荐序是令人倒胃口的，我至今仍记得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猫的摇篮》中邱华栋的序，具体细节我也不想再翻查出来令自己难过了，反正那是一篇印象极深的貌不合神更离的序言。此类序言的离谱之处不在于他误解了原作者，或者从审美上歪曲了原意，而是从精神气质上来说，这压根就是南辕北辙的一桩事故。
说到事故，不知道有那种非常不恰当的序后因译者强烈反对而遭到撤除，这种事情在出版社来说是该如何做事后评定的。有一篇李敬泽撰写的文章，名为“谁更像雷蒙德·卡佛？”，这篇文章在李敬泽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时还有一个副题——“《火》之序”。可是买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火》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并没有出现这篇文字。有心的读者大可以找来这篇文字一读，不说里面出现的纰漏和失实之处，单说它流露出来的态度就已经完全可以断定，它跟卡佛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评论来说，除了不应该出现诸如“卡佛两个儿子”这种谬误，还似乎应该关照到被评论的人和作品的气质问题。当说到气质时，不管李敬泽曾经发现过多么有价值的华语作品（我指的是李敬泽编选的那本《小说极限展》），也不管他的价值判断如何，这篇文章烂是因为它首先透着一股评价家的狡猾和自负，意思就是卡佛、布考斯基这种作家不足道，甚至连百度都懒得去查一下了，所以错误百出、谬论比比皆是。
霸道不是问题，问题是极度的虚妄导致的气质性丑陋，对于一篇评论来说，这种阴着脸小声嘀咕似的瞧不起人是最恶心的，因为评论家当然可以通过论证然后直接说“我不喜欢”“我看不上这个作品”，阴阳怪气似懂非懂地卖弄高超的阅读经历和指摘评论对象，都是一种小格局。
节操和发现美的能力都消失了
评论家的工作看上去非常不重要，跟这个世界的真正创造性工作比起来缺少力量感，但换个角度，评论家又是无法或缺的一种工作。无论是我自己要写的评论，还是我在看待他人的工作时，我都时常将《美食总动员》里的一段话拿出来对照，那个高傲的美食评论家在被小老鼠做的美食倾倒自后，他幡然醒悟地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评论家的工作相当简单，我们需要的风险相当小，我们品尝厨师们为我们呈上他们的作品，然后出卖我们对此的判断，我们在反面的评论中提高自己的名声，取乐读者，但是，评论家们必须面对残酷的一面就是“实用性”。非常普通的一块垃圾食品，都是我们指出它的不当，如此的评论才更有意义……
评论到底是个跟权威有关的玩意，比如罗杰·伊伯特最著名的那本《伟大的电影》，标榜的是“伟大”，是他和电影史下的定义，凡是被提及的作品自然跟伟大扯上关系。而这种书写和提及，势必使罗杰·伊伯特的权威性大大加深了。正如文学评论界的哈罗德·布罗姆，他的那本《西方正典》同样名字彪悍强势，名单之上与被名单排斥在外的，均有一种体面和灰溜溜之感。而权威这个玩意儿，在网络时代、在人人都是一夜成名的今天、在个媒体泛滥意见领袖泛滥的整体环境下、在浮躁得容不得半点深刻的大众文化面前，还真的被需要吗？
相比影评人，似乎在国内文学批评家的处境更鲜明一点，比如大多早年神采奕奕的批评家如今都已经脱离了文学。像吴亮、朱大可那些一代风流的人物，如今文字已大多跟当下的小说诗歌文本无关。我的理解是，不是批评家的激情消失了，而是他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溃败时只能激情殆尽了。而对于经典或者学术体系之内的作家，压根就不缺少正经的解读和批评，比如莫言、贾平凹这种，光是每年大学里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就足以令对他们作品的评论汗牛充栋了。还有一部分直接面对市场的作家，比如韩寒、冯唐、安妮宝贝这种，更是从最开始就跟批评家无关，甚至他们的读者完全不用知道这世上还有评论家这种人，爱则用力爱，不爱则事不关己，这里面评论家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注：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从评论家的自身来说，罗杰·伊伯特的“美国第一影评人”的名号是跟信任有关，而我们的评论家们还没开始自己的领域扩张，便已经让人倒胃口。比如“交口”、“红包影评人”、“月入六万”、“文学腰封家”、“抬轿”等词汇流行，已经说明眼下在我们这里，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其评论的水分有多大。
当然，我们的文艺评论之所以长期被诟病，并非整体环境和时代背景的问题，还有我们本身的业务能力也在大大退步。甚至可以退一步地说，真正败坏的并非责任、理想和生存这些，为某本新书献上自己的溢美之词，或者为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送上最热烈的绝佳五颗星，这些都问题不大，让人灰心的是我们的评论家们越来越体现出缺乏审美能力和发现美的能力，他们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趣。跟良心比起来，审美能力才是更要命的。所以，我一直佩服“腰封小王子”梁文道，他确实可以发现一些边边角角不为人们注意的优点，相比那些宏大而虚无的颂歌，这才是一种能力，而这已经足够把他放在腰封位置的人开心的了。
回头来说开头部分关于文学杂志主编罢看文学报纸一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腐朽在向另一种丧心病狂的粗糙宣战，而交战双方虽跟这个时代无关，早已过时和在被淘汰的路上，但却依然可以折射出这是一个关于溃败的时代——评论家的的颓势和瓦解，只能让人承认这个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正是一个粗鄙和专业能力匮乏、气质性丑陋的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