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这是第一次到天津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交流，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有听众从市区里面花一两个小时赶过来，因为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宣传。
说到讲胡适先生，能讲的东西太多了。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个调查，我说，我会受邀请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我想了两个题目，第一、胡适先生对我的影响；第二、胡适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意义。然后网络上很多人提议讲前者，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讲后者，还有人说，你最好是两者都讲。
（护士1891——1962；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要讲胡先生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一两个时辰是不够的；讲胡适先生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一两个小时也是不够的。我希望在这一两个小时当中，能够尽量多地讲胡先生对我的影响，再顺带地讲胡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意义。这样的话，使大家对胡先生有一个如临其境的认识。
什么叫如临其境？有很多人说，胡适是民国时期的人，对不对？他有25年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大陆的时间虽然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他是民国的。也有很多人说，只有民国的那个时代才能产生胡适，我说，不对。是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判断基本上没错。
但是我认为，这是在逃避我们的责任，逃避我们成为胡适这样的人的一个推脱责任的方式。有很多人说，这个时代不可能。是，这个时代要艰难得多，比民国，比鲁迅先生逃到租界去写作的情形下，受到的限制还会更多。然而，这个时代也有和胡先生、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他们那个时代相比不具备的一些好处。比如，我们这个时代有网络，发表文章、保存史料的场地更多，而且不会轻易被销毁。
所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不幸和幸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既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身处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抱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参与其中，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说，OK，我曾经做过。
那有人会问我，你认为民主自由多久会实现？我说，我不是巫师，不会打卦，我每天做一点，写博客写了五六年，我下面的标签名叫“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日拱一卒”就来自于胡先生的名言“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功不唐捐”就是做了的事不会白白做，就是说，你要结什么果，就要种什么样的瓜。对，这又是胡先生的名言，那我就由此想到胡先生对我的影响。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接触胡适是比较晚的，而且我们中学的课本当中，只选鲁迅先生的课文，至少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没有读过胡适先生的文章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的文章，课本里有《纪念刘和珍君》、《“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等。那么，是否有人想过，官方为什么要选鲁迅的文章呢？
我们身处的时代，有人就说鲁迅的课文不能选。错，从原则上讲，谁的课文都可以选，但是选什么很重要。如果我来选鲁迅先生的文章，我来编选语文教材（因为我在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所以我对语文教材相对比较了解），我基本上不会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会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友邦惊诧论》。我会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这样一些相对说来是讲究美、讲究人性而不是讲究仇恨的那一部分文章。
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讲，一开始就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样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课文，不仅一个人的仇恨会伴随他的一生，而且学会了谩骂和枉顾事实，但也有很多人以能写这样的文字，视为表达自己才华的不二选择，并且为此自高。也有很多人一辈子都这样，从没有过反省，真为他们遗憾，不知道宽容温厚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早年也很不幸，我没有读到过胡适先生的东西，非常不幸。
我读大学的时候，经过1949年的屏蔽和歪曲后，胡适在我们大学生中都不是很有名。我1983年到1987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代“美学热”、“哲学热”很火，幸好有“走向未来”丛书，里面包括了一些后来争议之人所写的书，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蛮有影响的。
那个时候，我对胡适的了解基本还是零，只是知道胡适这个名字而已，而且名声还很不好。后来读了许多研究胡适的著述，1980年代初期大陆开始研究胡适，我记得最早好像1979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关于胡适与《水经注》的文章，后来又有比如耿云志、白吉庵、朱文华等人的研究和传记等等。这些写胡适的文章和书籍都是我90年代才看到的。
现在来看，他们的书籍和文章是比较陈旧的，受意识形态束缚较多，对胡适的评价也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壁垒。90年代初期，对我来讲是一生重大的转折点。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不思考似乎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诗人，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写作先锋诗歌。后来，我觉得写不出诗歌了，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非常苦闷，于是我就开始看民国的书籍。比如，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时就开始看教育方面的书籍。继而我就开始看胡适、陈雪屏（余英时的岳父）、陈鹤琴、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吴贻芳（金陵女大校长）这一拨人的文字，看了很多关于教育的论述，同时更多地关注到胡适先生的教育理念。关于胡适的教育理念，我还写了几篇文章，有篇文章被陈远主编的《逝去的大学》收录，叫《教育思想家胡适》，大概是98年写的。
可以这样讲，我是从大概二十六七岁才开始自己接触民国教育的东西，接触胡适的东西，并深深地被感染和影响。
1980年代，我读了很多新文学作品，包括陈独秀、周氏二兄弟、刘半农、钱玄同等这一拨人，读了之后，直到九十年代我才选择了胡适，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更合我的胃口。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胡适先生关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他的践行精神，更符我的内心期待。
其实，在今天看来，胡适关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不高深，也说不上在政治哲学上有极大的贡献，因为他的很多东西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胡适在康奈尔上学的时候，先学的农学，后学的哲学，没有受过政治学的专门训练。
比如，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他很难跟罗尔斯、哈耶克、波普尔相比。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二传手。就是说，如果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尔斯的《正义论》，他们所表达的政治哲学理念是个一传手的话，那么胡适就是一个二传手。就像打排球一样，由于一传手的优秀，二传手传起来也会变化万千、舒服适度，适合最终的扣球手一锤定音。
也就是说胡适先生用明白晓畅的话，把民主自由的理念讲得比较透彻，同时他本人又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民主自由。因此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罗尔斯他是不知道的，罗尔斯比他晚，我说的是波普尔和哈耶克。他可能读到过一些波普尔的文章，是否读到过《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不敢肯定。但是哈耶克是他专门读到过的。
1944年哈耶克的书出来不久，胡适就读到了，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从《从〈到奴役之路〉谈起》。增加了胡先生对极权统治的认识，对民主自由有更深湛的理解。但是，就民主自由原创意义上的理论贡献来讲，胡适基本上没有。在我读了很多关于民主自由的书，见过一些民主自由的推崇者后，我对他依旧这样着迷。
我今天讲的是胡先生对我的影响，他对我最大影响不仅在于民主自由的理念，而是他在践行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是真正能运用民主自由的理念行事之人。换言之，在争取和践行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胡适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道成肉身”是一个比喻，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道成肉身，一言以蔽之，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有很多人能“知”，很多人的民主自由理念很高很深。但当他要和别人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理性的态度，没有平和的态度，没有一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态度，更没有说当我们争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尊重别人，而且要有风度。我觉得胡适在这方面，基本是做到了。这就是我佩服胡适的真正原因。
现在的网络上，很多人骂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从1998年开始上网，那个时候学胡适的了解并不很多，上网写些东西，别人就会说“你这个傻X，你还写文章啊？”你肯定会受不了，于是我就在“关天茶舍”跟一些人掐架。掐了之后，觉得骂人没什么意思，骂了几次之后就觉得没劲了。需要说的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完全还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后来有个人，你不骂他他还继续骂你，我就跟他说：别对骂了，你拿刀出来吧，我们把刀的长度比好了，我们对砍，后来当然无果而终。再到后来就觉得没什么劲了。
到了2004年，开始有了博客，有人叫我把旧文章贴上去。起初我对博客的了解，无非是一个类似于仓库资料库的东西，除了贴旧文外，没有任何要写新文章的打算。一直到2005年的6月份，我开始写博客，每日一博，写了5年半（后因为某些不可逆的因素被迫中断）。
有人问我：“你能不能歇一会儿，就不能消停一会儿？你就不过年啊？”我告诉他们，年我当然要过，但过年我也写作，我就不停地写了两千篇文章，批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这样讲，这个过程中培养了我的行事风格。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开骂，开始骂的时候，我还没有修炼，于是我就删，删还不够，我就回骂，后来觉得回骂没意思了。那是因为我写了大概半年后，逐渐发现写得再好、再理智的文章，每天都会有三种不同的声音：赞美、反对、修正。
后来我从心理能预测到，人们到了我这个地方来，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你会对无论是表扬也好，反对乃至谩骂也好，都看得很平静。而对那些需要修正的，如果你觉得他的意见很重要，就修正；如果错了，就承认错。不仅承认错，加以修正，还对这个指出我错误的修正者表示感谢。
就这样一个坚持的过程，我“日拱一卒”的五年半的过程，再加上我读了很多胡先生的书，终于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理性平和的地步。2010年上海《东方早报》邀请一些人写“我这十年”，我写了一篇《和互联网一起成长》，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搜到，可以清楚地展现我变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