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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大儒沈曾植

晚清第一大儒沈曾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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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沈曾植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这话或许不太恰当,但就晚清三十年来看,说他为学问场中第一人却无过誉之嫌,尽管他曾就佛学往杨文会处探讨一个月,尽管他的学问是在不断生成之中,但在他定居上海成为清朝遗老之前,他的学问就基本已经成型或者说完成了。当然,这里的学问还是指中国的旧学。沈曾植很少著述,懒于著述,甚至不屑于著述,他评论文廷式就是这样,说他的学问只是资于平议而已,说文氏淹贯群籍,而更以史学见长,但晚年想再钻研已经有些晚了。沈曾植是文廷式的挚友,从文廷式年谱中就可以看到,短短的一部年谱,沈、文二人相唔竟达六次,当然这并不是说只相唔了六次,而是把他和文廷式交往的其他人相比较,就能看出两人往来之密切了。这是并不奇怪的。沈曾植二十八岁时就曾往广东数谒陈灃,这是他借会见叔父等亲戚的时候去的。而文廷式也知道这一点,曾在《芸阁偶记》中说:“沈子培刑部游粤时,曾数与师相见,师亟称之。后子培为余言,兰甫先生有所不言,无所不知,盖汇乾嘉以来文儒之总也。”文廷式是陈灃的入室弟子,因为有这层关系,二人走到一起就不是偶然的了。后来,二人在治蒙元地理学时再度合作,校勘《元圣武亲征录》。其实,文廷式早在1890年当进士之前就数次进京,并受到当时京师西北史地风气的影响,开始留意这方面的动向,如1885年文廷式就从盛昱那里借得蒙文《元朝秘史》,与当时西北史地学的主将李文田(字仲约,广东顺德人)各抄得一部,后赠予日本友人(此书原为钱大昕藏本,后归张穆,再辗转归盛昱,数量稀少,因此文手钞一部)。文廷式与沈曾植二人都十分淹博,因此非常契合。后文逝世,沈曾植为其写有墓表,盛称其人,由是也可以看出文廷式对沈曾植的重要影响。

 

不过文廷式比沈曾植小五岁,中进士也晚十年(沈增值是1850年生,1880年进士),对沈曾植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前辈,其中首推李慈铭。李慈铭是晚清名士,尤以《越缦堂日记》出名,其博览群书,勤学不倦,一扭晚清京师之不学风气。但他中进士比较晚,也是1880年,当时他已经50岁了。沈曾植和李慈铭是同年进士,因此二人相识,之后往来极其密切,在《沈曾植年谱长编》中经常可以看到二人交往的记载,并且持续达七年以上。沈曾植比李慈铭小相近二十岁,二人都是浙江人。文献中虽无沈曾植受业于李慈铭的记载,但考虑到二人年龄差距和亦师亦友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沈曾植在向李慈铭问学的过程中受益极丰。李慈铭通四部,尤以史学见长。沈曾植说自己主要治地理学,实际上沈曾植是非常博洽的,并且这里的地理学尤其指西北地理,它也离不开蒙元史。沈曾植的史学和其他博洽之学应该说是得到了李慈铭的指导,受其影响很深。当然,沈曾植的博洽从一开始,就更受到了另外两位前辈学人的影响,就是李兆洛和钱仪吉。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曾说:“曾植少孤,独学无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吾私淑师也。”李兆洛和钱仪吉两位在乾嘉学者中都是博学人物,气象宏大,李兆洛尤以地理学出名,辑有《大清一统舆地全图》。钱仪吉有《衎石斋记事稿》多记清代学人,几乎是一部学术史,史学有《三国会要》,经学则辑有《经苑》一书,汇集唐宋元儒家解经之作,补《通志堂经解》所失收者。钱仪吉和沈曾植都是嘉兴人。沈曾植有好几年曾就学于钱仪吉的两个儿子钱徐山和钱子舟(钱保宣,字徐山。子舟待查。钱仪吉长子为钱宝惠,字子万,幼承家学,博综经史,尤精训诂,著有《说文义纬》、《唐均声类》),耳闻钱仪吉的各种轶事,因读其书如亲受教。沈曾植其乡前辈朱彝尊之博雅、钱载之尊宋诗,对沈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沈曾植在京师准备科举的那一年,他的一个族兄沈宝璋也来了,因上下相与议论问学。沈宝璋是嘉兴地区的汉学家沈濂之子,沈濂是沈曾植之父沈宗涵的业师,著有《怀小编》等,他也是经史大家李贻德的好友,而李贻德是孙星衍后期的重要助手。沈曾植还有个弟弟叫沈曾桐,字子封(光绪十二年进士),表弟李传元,字桔农(光绪十五年进士),在京师备考那几年(光绪初年)沈曾植治地理,另二人治算学,而于文学指归,则一折衷于钱氏。

 

沈曾植开始治蒙古地理学大约是在1875年左右,先后看到张穆、沈垚的著作,并购得《元秘史》,结合李兆洛《皇舆图》、《八排图》,稍稍识得边域地理脉络,并且在会试第五场策问中用上了。那场策问正好涉及到西北地理,比较偏,沈曾植写了不少,并且自己偷着乐,认为中进士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因为别人很可能答不上来。结果果然中了进士。那次的考官是王先谦和朱逌然(字肯甫,余姚人,通训诂,治毛诗周礼及榖梁春秋。1882年在衡阳建船山书院,其父为朱兰,字久香,父执为李贻德好友。1866年任安徽学政时,出资刊刻了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其幕客刘毓崧受嘱进行的校对整理)。全场下来,两位考官把李慈铭和沈曾植的考卷拔为头两名,尚书翁同和尤其赏识沈的考卷。但沈没名气,李慈铭名气早已在外,后来才知沈曾植是沈维鐈的后裔。李慈铭也虚心把沈曾植夸了一番。于是沈曾植对自己的西北史地开始有了一些自信。因此,考西北史地考试过关是沈曾植从事西北地理的重要原因。还有一条原因就是沈维鐈曾视学东南,协助他的人多为砥行绩学之儒。他们当时向沈维鐈推荐沈垚等人。沈垚是浙江乌程人,比较年轻,但沈维鐈折节为忘年交,又聘他为沈宗涵的授经师。后来沈垚进京赶考,落第后病卒于京师。沈维鐈和徐松等人经理其丧。沈垚与沈濂也是挚友,有了这层关系,这也为沈曾植治蒙古地理学打下了伏笔,因为沈垚正是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的代表人物。但在这方面对沈曾植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时西北史地的干将李文田。在这方面,李文田本无师承,但为博物君子,淹贯群籍,为当时的学坛和书坛的领袖人物。他只因研究西北金石,辅翼史料,因而私淑前人,对西北史地产生兴趣,著有《元秘史补注》、《元史地名考》等。沈曾植从事西北史地是直接在李文田的推动下进行的。道光学人的西北史地著作逐渐在咸同时期显出影响。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在张穆死后的咸丰九年(1859年)才刊刻的,那一年正好是李文田中进士。何秋涛是张穆好友,在张穆影响下由汉学(为陈庆镛弟子)转而为西北史地。他的《朔方备乘》出版也很曲折,正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毁,后经整理恢复原稿,才在1881年刊行,李文田作了《朔方备乘札记》,并同门生沈曾植对何秋涛的校本《元圣武亲征录》再次进行了校注,后与文廷式、洪钧、朱珩(字楚白,广东花县人)又再次对该书进行了校对。洪钧在出使国外期间,利用西方的资料撰成《元史译文证补》,回国后亦通报沈曾植和李文田。自是道咸之学风得到接续和扩大了。

 

沈曾植中进士后在京师呆了至少十七年,当时还有一个经常往来的人物就是袁昶。袁昶是浙江人,可以说是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同乡。他不单是个诗人,也是个学人,经常访书。王先谦曾赠他《荀子集解》以求补正。另从1881年起,沈曾植往来过的人物还有萧穆、缪荃孙、张謇等、黄绍箕(同年进士)、朱一新、王颂蔚、王闿运、叶昌炽、冯煦、郑孝胥、樊增祥(李慈铭弟子)、费念慈、陶濬宣、曹元弼。翁同和、吴庆坻、丁立钧、王鹏运、杨锐、陈田等。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京师。京师的交游圈很大程度上为金石书画诗词舆地目录之学,尤其是以盛昱的金石学为中心,其他参与人还有蒯光典、梁鼎芬、王懿荣、缪佑孙、江标、李盛铎、刘岳云等。

 

沈曾植晚年蛰居上海,以其他清代遗老和后辈学人往来。在后辈学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海上三杰,即孙德谦、张尔田和王国维。这三人之间也相互认识。孙德谦和张尔田都宗会稽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另孙德谦偏重诸子,张尔田偏重史学,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就是张尔田给作序的。但王国维似乎更受沈曾植的器重,也是沈曾植在西北史地学方面的传人。实际上真正传人应该是罗振玉的次子罗福苌(字君楚),他通法语、德语(能治域外汉学),又治梵文(可治佛经),创通西夏文(可治突厥回鹘学),可惜去世太早,1921年26岁就死了,王国维专文悼念。1921年还去世一个人,就是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桐。为此沈曾植大病一场,第二年即溘然长逝,终年73岁。沈曾植学术地位的评价以王国维那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受人瞩目且令人称道。该文曰:“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1925年即沈曾植逝世后的第三年,王国维正式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学中。10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1926年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元圣武亲征录》。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1927年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3月,撰《金长城考》(后易名为《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之前在《观堂集林》中也有不少辽金元史的论述,如《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萌古考》、《蒙鞑备录跋》、《蒙古札记》。这也是对其恩师的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

沈曾植《沈子敦先生遗书序》

沈曾植《〈圣武亲征录〉校本跋》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

钱仲联《文廷式年谱》,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李祥《药裹慵谈》卷五

张穆《蒙古游牧记》

《元圣武亲征录》何秋涛校本,光绪甲午刻本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

葛金根《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一通信札》

《王国维年谱简表》

 

2013-7-14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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