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努沃位于54号公路南侧，是一个花草繁茂的迷你居民点，按阿吉的说法，这里也是犹太人从巴勒斯坦人那里拿走的土地的一部分。他从车上下来，打开一道用木条做成的院门，踏着干净的甬道进了他的家。
一股浓浓的臊味扑面而来，几只猫不慌不忙地从门口散开，这屋子谈不上凌乱，大多数杂物都用一个个蛇皮袋、塑料袋收了起来，熨烫板靠柜门立着，柜门上随随便便地贴了一个镜框，许多扎眼的纸箱子透露了屋主独居老人的身份，墙角里摆着猫食盆。我进屋后回望门厅，发现白色的坛形吊灯坠了下来，剩两根电线连着，如同一个正在下潜的水母。地上，椅子上，架子上，空间都被书堆给占了，至少有六只猫和我们共享这间屋子，它们在每个可以立足的地方走来走去。
院子在房子后边，打开玻璃移门，我发现地上的草长得十分茂盛，只是有点冷清。屋檐下放着几个花盆，一架被阳光和雨水挫成灰白色的梯子支在一棵树下。几幅褪色的版画和一个石头偶人贴墙摆着。野蛮生长的树木簇拥着阿吉的房子。我发现其中有几棵芒果树，这是9月，芒果还硬着，表皮大半是紫色，贴近根部就往青绿色过渡。
到卧室，阿吉已经在自己的卧室里睡下，手里还揉着一只猫。他半闭着眼睛，我发现他把裤子扣子给解开了。“里奥，”他低沉地说，“我休息下，你要孤独二十分钟时间。我就一个人住，你下次来可以住我家，不要钱，什么都不用给我。”
我继续读他的书。阿吉把他一生做过的事都写进了书里，但他的文笔十分朴素，可说是毫无文采。他写下的所有内容都与政治有关，而政治是多么冰冷的一种人类活动，所有人都是为了立场聚集到一起，一个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政治觉悟，并愿意有所作为，他就将不断走入那些很可能瞬间散去的陌生的人群之中，他身边每增加一个追随者，在外就可能新树十个敌人。我孤独了二十分钟，他呢？在这么一间每个角落都混着猫的体味、猫粮味和猫屎味的宅子里，我觉得他孤独了一辈子。
（图注：以色列老人阿吉。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阿吉曾是一名水手。他20岁服兵役时被分配到海军，但1950年前后，阿拉伯势力根本没有办法从海上威胁以色列，更不用说巴勒斯坦人了。在军队里他无事可做，兵役结束后，他就去了一个海运公司，有三十多条船，都是新生的以色列从西方国家购入的。他是六百名船员之一，跟着船队航往美洲。
“雇员先拿三分之一的工资，折算成美元，回航抵达以色列后，公司再补足剩下的部分，”方才在餐馆里，他给我讲了这段往事，“那三分之一的美元工资是供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日常支用的。这一趟往返一共三个月，每天我们要工作12个小时，当我们回到以色列时，每个人都拿到一张账单。我一看就傻了：公司说，我欠他们一笔钱。”
阿吉讥讽地笑着，用骨关节敲了几下桌子。这段故事他肯定跟无数人讲过。“公司在船上开有一个小卖部，不是免费的，我们平时日常所需的工作服、巧克力、雪茄烟都得到那里去买。是，我是个‘甲板男孩’，工资很低，可是我很小心地不在岸上消费，而且船上的商店免税，又是用的美元付账，应该更加便宜才对，饶是如此，我刚刚工作，就欠下了公司的钱。”
阿吉去了水手工会，但他发现工会是官方组织，不替船员说话：“工会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它拥有所有的船只，还有银行，每月你拿的工资里都要被它收走一部分。这是一个官僚组织，工会的书记，既没有做过船员，又不是选举出来的，上午还在给船员做代表，下午就去公司里做他的高管去了。”
于是他们举行了为期40天的罢工，让阿吉高兴的是，他们自己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前去与公司谈判，轻信了资本家的许诺，他们回来告知船员，不需要扣留船只，只要离开船就行了，他们一下去，公司立刻雇来了希腊和意大利的船员来顶替。船员斗争的资本立刻丧失殆尽。
阿吉后来上了黑名单，不过他还是船上的一员。第二次远航到纽约，他们感受到了纽约码头工人的“阶级友谊”，后者问：“你们现在需要罢工吗？只要说一声，我们立刻停止装卸，而且也保证不让任何一个人来代替我们装卸。”
这一轮远航回国后，1951年12月21日，阿吉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终于来了。他所在的船名叫“特拉维夫”，有400米长，他拿了一张餐巾纸，一边画着，绘声绘色地讲：
“那天周五，早晨风雨交加，我站在这里，船舷边，就看到三百多警察，带着武器，从码头上过来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之前只能看到那些在陆地上，喊着‘一，二，一’的。谁给他们的权力？谁给他们的命令？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是来与工人对立的，不是吗？”
“海法港务警察局的局长竟然亲自带队来了，他开始喊话了：‘立刻离开这条船。离开者不会受到任何处置。呆在船上的人就是违法者，警察将登船逮捕。’一遍又一遍。8点钟左右，我们船上有个男孩，新来的，在清理桌子，船员吃完早餐，要把桌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把吃剩的倒进大海。又是大风，又是下着雨，我就看见哗啦一下，警察局长正说着‘立刻离开……’哗啦！整整一桶泔水甩到了他头上。”
阿吉吃吃地笑了起来，做了一个捂脑袋的动作，然后恢复了平静：
“我不是取笑他，那是个严重的时刻。我看到局长立刻拔出枪来，让其他人架起梯子登上船去。可是谁怕谁呀？这些船员都是打过仗的，他们将警察局长缴了械关了起来。我听见局长大吼，威胁船长说，你的人袭警，我们要上报，然后吊销你的执照。船长曾经支持船员罢工，可是现在，他也害怕事情闹大，他就找我们，跟我们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们放心回去吧，没人会吃官司，没人会进监狱。我们相信了他，以为这是罢工领袖的意思。但是，当然，我们又上当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后来，我在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声称劳工神圣的国家，都看到了警察与劳工的对立，难道警察不该是保护罢工自由的吗？从罢工开始到那年年底，我把资本家、官僚、警察的真相都见识了一遍，他们都是一些自利的人，都是向着财富去的，根本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诚意。绝不能相信他们，任何抗议运动，任何罢工，罢工的人都必须有坚持到底的勇气。”
我由此知道了阿吉身上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气息是怎么来的。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有一个相似的起点：对政党、官僚和国家机器产生痛恶，认为工人阶级，或者“人民”有自组织的能力，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阿吉，由于厌恶所有代理人，他便醉心于一个直接民主的未来，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政治，所以，船员们选出自己的工会代表，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我想起刚见面时，他那番迫不及待地豪情表白：“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你可以问千百万人，问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在十五分钟里整理总结出答案。”
如果得不出答案呢？他大概会说，那总也好过受一个机构的安排和管辖吧。
房间里很静，连钟的滴答声都没有。猫们悄无声息地在乱书堆中爬来爬去。里屋传来一声咳嗽：他醒了，拄着拐杖出来，躺下的时候他有些倦容，现在，我看到他又振奋了起来。他指给我看他那些小册子的各种语言版本：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
“我还没有中文译本，里奥，你能帮我翻译吗？”
“我……当然可以。”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里奥，你慢慢来，五年，十年，没关系，没关系！”
他一定还能活很久很久，我心想。
“阿吉，”我问，“你的收入都是哪里来的？”
“退休金，哦，那只是一点点钱，”阿吉说，“我还欠着银行100万谢克，不多，不多，我把这栋房子卖了，就可以500万了。”
“卖掉这栋房子？那你住哪儿去？”
“我再买一套便宜点的呗。我父母的房子就是我卖掉的，因为那个地段很抢手，然后才买了这套房。好了，里奥，我该送你几本我自己写的书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