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努沃位于54号公路南侧,是一个花草繁茂的迷你居民点,按阿吉的说法,这里也是犹太人从巴勒斯坦人那里拿走的土地的一部分。他从车上下来,打开一道用木条做成的院门,踏着干净的甬道进了他的家。
一股浓浓的臊味扑面而来,几只猫不慌不忙地从门口散开,这屋子谈不上凌乱,大多数杂物都用一个个蛇皮袋、塑料袋收了起来,熨烫板靠柜门立着,柜门上随随便便地贴了一个镜框,许多扎眼的纸箱子透露了屋主独居老人的身份,墙角里摆着猫食盆。我进屋后回望门厅,发现白色的坛形吊灯坠了下来,剩两根电线连着,如同一个正在下潜的水母。地上,椅子上,架子上,空间都被书堆给占了,至少有六只猫和我们共享这间屋子,它们在每个可以立足的地方走来走去。
院子在房子后边,打开玻璃移门,我发现地上的草长得十分茂盛,只是有点冷清。屋檐下放着几个花盆,一架被阳光和雨水挫成灰白色的梯子支在一棵树下。几幅褪色的版画和一个石头偶人贴墙摆着。野蛮生长的树木簇拥着阿吉的房子。我发现其中有几棵芒果树,这是9月,芒果还硬着,表皮大半是紫色,贴近根部就往青绿色过渡。
到卧室,阿吉已经在自己的卧室里睡下,手里还揉着一只猫。他半闭着眼睛,我发现他把裤子扣子给解开了。“里奥,”他低沉地说,“我休息下,你要孤独二十分钟时间。我就一个人住,你下次来可以住我家,不要钱,什么都不用给我。”
我继续读他的书。阿吉把他一生做过的事都写进了书里,但他的文笔十分朴素,可说是毫无文采。他写下的所有内容都与政治有关,而政治是多么冰冷的一种人类活动,所有人都是为了立场聚集到一起,一个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政治觉悟,并愿意有所作为,他就将不断走入那些很可能瞬间散去的陌生的人群之中,他身边每增加一个追随者,在外就可能新树十个敌人。我孤独了二十分钟,他呢?在这么一间每个角落都混着猫的体味、猫粮味和猫屎味的宅子里,我觉得他孤独了一辈子。
(图注:以色列老人阿吉。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阿吉曾是一名水手。他20岁服兵役时被分配到海军,但1950年前后,阿拉伯势力根本没有办法从海上威胁以色列,更不用说巴勒斯坦人了。在军队里他无事可做,兵役结束后,他就去了一个海运公司,有三十多条船,都是新生的以色列从西方国家购入的。他是六百名船员之一,跟着船队航往美洲。
“雇员先拿三分之一的工资,折算成美元,回航抵达以色列后,公司再补足剩下的部分,”方才在餐馆里,他给我讲了这段往事,“那三分之一的美元工资是供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日常支用的。这一趟往返一共三个月,每天我们要工作12个小时,当我们回到以色列时,每个人都拿到一张账单。我一看就傻了:公司说,我欠他们一笔钱。”
阿吉讥讽地笑着,用骨关节敲了几下桌子。这段故事他肯定跟无数人讲过。“公司在船上开有一个小卖部,不是免费的,我们平时日常所需的工作服、巧克力、雪茄烟都得到那里去买。是,我是个‘甲板男孩’,工资很低,可是我很小心地不在岸上消费,而且船上的商店免税,又是用的美元付账,应该更加便宜才对,饶是如此,我刚刚工作,就欠下了公司的钱。”
阿吉去了水手工会,但他发现工会是官方组织,不替船员说话:“工会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它拥有所有的船只,还有银行,每月你拿的工资里都要被它收走一部分。这是一个官僚组织,工会的书记,既没有做过船员,又不是选举出来的,上午还在给船员做代表,下午就去公司里做他的高管去了。”
于是他们举行了为期40天的罢工,让阿吉高兴的是,他们自己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前去与公司谈判,轻信了资本家的许诺,他们回来告知船员,不需要扣留船只,只要离开船就行了,他们一下去,公司立刻雇来了希腊和意大利的船员来顶替。船员斗争的资本立刻丧失殆尽。
阿吉后来上了黑名单,不过他还是船上的一员。第二次远航到纽约,他们感受到了纽约码头工人的“阶级友谊”,后者问:“你们现在需要罢工吗?只要说一声,我们立刻停止装卸,而且也保证不让任何一个人来代替我们装卸。”
这一轮远航回国后,1951年12月21日,阿吉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终于来了。他所在的船名叫“特拉维夫”,有400米长,他拿了一张餐巾纸,一边画着,绘声绘色地讲:
“那天周五,早晨风雨交加,我站在这里,船舷边,就看到三百多警察,带着武器,从码头上过来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之前只能看到那些在陆地上,喊着‘一,二,一’的。谁给他们的权力?谁给他们的命令?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是来与工人对立的,不是吗?”
“海法港务警察局的局长竟然亲自带队来了,他开始喊话了:‘立刻离开这条船。离开者不会受到任何处置。呆在船上的人就是违法者,警察将登船逮捕。’一遍又一遍。8点钟左右,我们船上有个男孩,新来的,在清理桌子,船员吃完早餐,要把桌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把吃剩的倒进大海。又是大风,又是下着雨,我就看见哗啦一下,警察局长正说着‘立刻离开……’哗啦!整整一桶泔水甩到了他头上。”
阿吉吃吃地笑了起来,做了一个捂脑袋的动作,然后恢复了平静:
“我不是取笑他,那是个严重的时刻。我看到局长立刻拔出枪来,让其他人架起梯子登上船去。可是谁怕谁呀?这些船员都是打过仗的,他们将警察局长缴了械关了起来。我听见局长大吼,威胁船长说,你的人袭警,我们要上报,然后吊销你的执照。船长曾经支持船员罢工,可是现在,他也害怕事情闹大,他就找我们,跟我们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们放心回去吧,没人会吃官司,没人会进监狱。我们相信了他,以为这是罢工领袖的意思。但是,当然,我们又上当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后来,我在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声称劳工神圣的国家,都看到了警察与劳工的对立,难道警察不该是保护罢工自由的吗?从罢工开始到那年年底,我把资本家、官僚、警察的真相都见识了一遍,他们都是一些自利的人,都是向着财富去的,根本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诚意。绝不能相信他们,任何抗议运动,任何罢工,罢工的人都必须有坚持到底的勇气。”
我由此知道了阿吉身上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气息是怎么来的。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有一个相似的起点:对政党、官僚和国家机器产生痛恶,认为工人阶级,或者“人民”有自组织的能力,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阿吉,由于厌恶所有代理人,他便醉心于一个直接民主的未来,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政治,所以,船员们选出自己的工会代表,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我想起刚见面时,他那番迫不及待地豪情表白:“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你可以问千百万人,问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在十五分钟里整理总结出答案。”
如果得不出答案呢?他大概会说,那总也好过受一个机构的安排和管辖吧。
房间里很静,连钟的滴答声都没有。猫们悄无声息地在乱书堆中爬来爬去。里屋传来一声咳嗽:他醒了,拄着拐杖出来,躺下的时候他有些倦容,现在,我看到他又振奋了起来。他指给我看他那些小册子的各种语言版本: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
“我还没有中文译本,里奥,你能帮我翻译吗?”
“我……当然可以。”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里奥,你慢慢来,五年,十年,没关系,没关系!”
他一定还能活很久很久,我心想。
“阿吉,”我问,“你的收入都是哪里来的?”
“退休金,哦,那只是一点点钱,”阿吉说,“我还欠着银行100万谢克,不多,不多,我把这栋房子卖了,就可以500万了。”
“卖掉这栋房子?那你住哪儿去?”
“我再买一套便宜点的呗。我父母的房子就是我卖掉的,因为那个地段很抢手,然后才买了这套房。好了,里奥,我该送你几本我自己写的书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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