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我拜访了战后重建过的奈斯托街22号楼。
碎石头路的街区很安静，像午睡时分的社会主义幼儿园。跟附近建于20世纪初期、饰有外墙浮雕的新古典建筑相比，它乳黄色的外墙就像是20世纪中产阶级沉闷的梦想。
“1932至1937年，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在这座房子里居住”。楼门左边，一块被四个生锈铁钉固定的钢板上用德语和俄语刻着这些字，没精打采地瞪着停车带上一辆前盖被撞扁的深蓝色八成新汽车。
一层有个“小世界灯笼Die kleine Weltlaterne”艺术酒吧，它油腻的窗上贴了一张本地报纸，说酒吧开张于1961年2月28日。热闹的50周年整版报道里，没有一行字提到俄国作家的名字。楼的南侧延伸到与希森纳街交叉的路口，那里有个老太太穿着淡桃粉印花衬衣和米色裙子，躬着背等待着谁，但久等不来，又感到疑惑，不情愿地走回屋里。我没能进入纳博科夫的故居，但却在那一刻清楚看见了自己。
（资料图：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Vladimir Nabokov），俄裔美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其著名作品有《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透明》《劳拉的原型》等。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写作使人存在，但谈论写作却使写作消亡。过去六、七年里，我一直在做后一件事，像一只宠物犬认真谈论着狩猎，却感到衰老般的无力。
8个月多前，我在漫天大雪中搬到柏林。起初，我希望这个空气清洁、文化活跃、没有人情世故和审查羁绊的城市能够让我立刻回到写作中，但是这没有发生。我陷在地沟油一样的过去里，无法自拔。我不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还与我有关吗？那些遥远的友情和快乐、梦想、新鲜的挣扎，那些人格分裂的粗浅宣言和它所面对的更阴险的谎言。
说到底，我的写作从来也没有彻底地诚实过，被迫的委婉——无论是出于人情还是政治考量——已经把我舒服地层层裹住。这种包裹又像消化昆虫的食蝇草，善于消解一切原初的冲动，让它们显得毫无价值。
5月初，偶然乘车路过纳博科夫在柏林的一处旧址，忽然想起2001年底，在纽约的Strand书店里找到的那本纸页脆黄，几乎散了架的《洛丽塔》。从积雪的联合广场跑下地铁站，冻透了的头立即被气味混杂的暖风包住：洗衣粉的芬芳、煤烟的刺鼻和流浪汉尿的酸味。任何穿白衣留胡子的乘客踏入车厢，都会像火鸡群里闯入一只猫头鹰，让车厢里气氛骤然紧张，陌生的文化符号变得可疑而恐怖。我却只顾捏着纸页脆黄的《洛丽塔》，为自己买到人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被禁的书感到难以置信的欣喜，身边的恐怖主义战争只是一场不真实的剧目。一个作家可以把所谓现实世界里喧嚣的“大事”推向角落，却给最微小的细节赋予意义。
老实说，那部小说没有激发多少灵感，它沉溺的叙述老让我觉得自己在微微发烧，像一场极不舒适的、与我无关的梦，远远不及他的文论和其他小说的启发。但是它引导我认识了纳博科夫，罕见的世界性作家/诗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扛着自己的宇宙在这个星球上漫游，从不因为流亡而披着哀怨和自怜的头巾，也许因此被与康拉德并论。
另一类世界性作家/诗人——他们更常见——始终像游牧民族里不情愿的人质，从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到拉什迪，都无法不一再为自己的身份而困扰或辩护，被自己的出生地和种族带来的表征所困扰。而绝大多数的作家和诗人则根本无法在理解内在自由这回事。
从1922到1937年，纳博科夫在柏林度过了最旺盛的15年青春。在这里，他的父亲被暗杀，他成为一个作家，娶妻生子，直到再度流亡，但是他从没让柏林进入他的灵魂。用作家Dieter E. Zimmer的话来说：
“他从来没喜欢上柏林，到最后对它厌恶不已。他生活在柏林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活跃的俄国人社区里，一直到它解体之后，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只会一点点德语，只认识很少的德国人——房东太太、小店主和警察局里微不足道的移民官员。”
布尔斯维克革命后流亡柏林的30万俄罗斯移民的流亡生活，让柏林成为一座“挤满寒酸的小混混”的城市（《绝望》），不时冒出“带着傍晚的酒瘾的城市流浪汉”（《战斗》）。
但是纳博科夫没有参与流浪，他记下所到之处的一切，不为适应或者挑战它，只为构建自己的世界——他不去浪费时间区分什么是俄罗斯的，什么是德国的，也不去试图美化留在身后的故园，无论在文章还是小说里都是这样。只有个人，和他们所处其中的时间，才是重要的。他的小说里，城市只是构成背景的细节，而不是造就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神意。由此，他避免了故作的悲壮，因为彻底的自由意志不允许故作的悲壮，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不允许。
但他同样重视环境的意义，不是作为个人为自身存在形态和行为辩护的借口，而是作为与人平等的生命。在1925年的一篇小文章《柏林导游》里，他详细描写了柏林的街景，从有待铺设的管道到公车售票员污秽的指甲，而没有一个字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它的独特性，仿佛它可以是任何城市、任何国家，就像俄罗斯一样。而“所有的一切，所有微不足道的，都将成为珍贵和重要的：售票员的钱包、窗上的广告、那可能让我们的曾孙子浮想联翩的特别的抽搐动作——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它的岁月变得崇高和得到证明。”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散播四方，我们提出貌似重要的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荒谬。
我们当中最优秀和勇敢的发言者，常常一面以为自由而反抗“集体高于个人”，一面却被狭隘的小圈子义气和种族特性、国家利益这样流沙般不确定的概念绑架。
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作家，却对国境之外的世界毫无想象和理解能力。后世的人会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设定各种不容置疑的话语，却看不到它们的短视与贫瘠。离开奈斯托街22号楼，我意识到自己的旅行才刚刚开始，而我必须再次重新开始描述自己的旅程。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