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合格的充满思辨魅力的老师，在课堂最能听引人的就是举例说明，一个很好的例子，胜过读多本好而又枯燥的书。一个好例子的分析，不但给同学带来听课的快乐，而且还会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一个好例子的分析过程，就是观念史无限开拓的过程。
一个低级的老师，为了获得听众，讲课往往是为了例子而例子，理论与例子在没有内在的关系。一个中级的老师，能够通过例子说明理论，或者为了理论而裁剪例子。一个高级的老师，每一个例子都是一个理论，理论和例子互相说明。一个思想家型的老师，或者老师型的思想家，每一个例子都是理论逻辑体系内在一致的链条，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例子逻辑展开的过程和呈现其动态的丰富的思想过程。
作为思想家的老师，或者作为老师的思想家，桑德尔深刻地影响了观念世界。他讲课的例子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也让他的粉丝听众遍布世界各地。
（资料图：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桑德尔的《公正》的魅力就在于例子的代表性、极致性和不同例子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桑德尔说：“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有头脑的公民通过例子既会分析问题，又会解决问题，更会通过价值为自己塑造一个观念王国。
没有例子的观念世界，必然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灰色的、枯燥的观念世界。
桑德尔论述公正理论要面临三个对手，第一个对手是功利主义，第二个对手是自由至上主义，第三个对手是自由平等主义。在公正问题上，桑德尔只有一个盟友，那就是亚里斯多德。桑德尔还有两个主要同伴，一个是沃尔泽，另一个就是麦金太尔。桑德尔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既是批判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过程，又是捍卫、发扬、超越亚里斯德主义的过程。
桑德尔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人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成员都要过良善的生活，如果说自由主义是权利优先于善，那么共同体则是善优先于权利。“公正不仅包括正当地分配事物，它还要涉及到正确地评价事物”，公正“涉及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同善”，“不慎议良善生活而慎议公正，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值得欲求的。”自由至上主义主张的政府在道德上保持中立性是错误的，政府在道德建设上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大有作为。
为此，桑德尔精心地选择一个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他把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自由平等主义推到了理论与逻辑的双重困境中，从而推导出社群主义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正确性。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功利主义的案例为证。
这样做更为主要的理由是，批判功利主义是构建社群主义体系的起点，又是构建社群主义体系的终点。起点追求善，终点归于善，克服功利主义之善的不足，吸取功利主义之善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社群主义之善的基本元素，善之又善，追求善之最大之善，这是桑德尔的价值目标。
桑德尔选取了功利主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边沁，另一个是密尔。他们二者都认为功利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道德就在于权衡得失，“期望一种更完备的、对社会后果的估算。”不同的是，密尔试图跳出功利主义的局限，完成功利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型，构建自由主义的现代谱系。
问题是功利主义或是功利自由主义能够经受住案例的考问吗？
桑德尔的回答是，不能。
功利主义追求的幸福，在理论上是所有人的幸福，在现实却变成了多数人的幸福，多数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少数人的痛苦和不幸的基础上的。功利主义对于幸福的计算，尽管主观无意，但在客观上却把人类的幸福等同于数学微积分，把少数人当成了加减法的运算工具。功利主义本意是追求平等快乐自由，结果却种下了专制的种子。功利主义更像是“恶之花”，“华美的骷髅”，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上了精神奴役的道路。
桑德尔通过失控的电车、阿富汗的牧羊人、救生艇上吃人案例来说明人类总是处在多数与少数选择的道德困境中，这种困境通过功利主义打破，又通过功利主义陷入新的困境。在失控的电车上，是撞死正前方的五个工人好还是拐向另一条岔道上撞死一个人工好？是四名海豹突击队杀死可能告密的两个阿富汉人好还是海豹突击队因为没有杀死两个阿富汗人而导致的十九名海豹突击队员被杀好？是吃了一个人救其他三个人好还是大家都死好？功利主义的会回答说，多数人的好就是好，多数人的好就是实现了功利的最大化。问题是为什么少数人的好一定是不好？少数人为什么一定要做出牺牲呢？
桑德尔通过将古罗马基督徒扔给狮子、严刑逼供正当性、快乐之城三个例子说明边沁的功利主义对个体权利具有理论和事实上的伤害性。他指出，不能通过娱乐大众的方式残害基督徒的生命，严刑逼供并没有表明“挽救许多条生命的这样一种前景能够证明使一个人无辜之人遭受严酷痛苦是正当的。”快乐之城的人们只所以快乐，就一定让其中一个孩子受苦，而这个孩子一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其他的所有的繁荣、美丽和喜悦都“将衰退并被毁灭”。一个个体权利的缺失，等于所有人权利的缺失，对一个人权利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权利的不公正。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快乐，不能建立在少数人甚至是惟一的一个人的痛苦之上，更不能以牺牲任何一个个体权利为代价。
桑德尔通过肺癌的益处、爆炸的油箱、老年人的折扣、有偿受苦、圣·安妮女生的过夜来说明生命和道德是不能用数学来计算的，也是不能通过成本收益来核算方案的去留的。如果通过功利主义的方法来计算，就是漠视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这些例子的标题本身就表明功利主义的难以克服的悖论，一些看起来是坏事的东西通过成本计算都变成了好事。
拿圣·安妮女来说，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是不允许女学生在男学生那里过夜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不道德，而更是因为女学生在男学生那里过夜会用“更多的热水”、“频繁地更换床单”，一个道德问题变成了财物的计算问题。功利主义在这里已经没了节操。
桑德尔通过让学生亲身体验世界摔跤娱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辛普森一家》的一个片断来验证密尔的高级快乐问题。通过让学生体验他发现，学生更喜欢高级的快乐，从而验证了密尔把快乐分为低线快乐和高级快乐的合理性。但是桑德尔没有提到密尔把快乐划分为低级快乐与高级快乐是否具有为专制铺路的逻辑可能性。
边沁的快乐仅具有量的不同，把快乐视为是平等的快乐，幸福是平等的幸福，“图钉游戏与诗歌一样好。”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快乐平等、幸福平等会导致平等的千姿百态，构成自由的因子。密尔把快乐进行了质的划分，认为快乐分为低级的快乐和高级的快乐，低级的快乐是动物般的快乐，高级的快乐是人特有的快乐，是人得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之称为人的尊严的东西，高级快乐更有价值、更高尚。这既表明功利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也表明功利主义走到尽头还是逃脱不了功利主义的致命局限。如果说边沁的功利主义具有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的逻辑前置的话，那么密尔的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又种下了专制的基因，以高级快乐为名压抑低级快乐，让本能的自我听从理性的自我的召唤，让庸俗的自我臣服于高尚的自我，通过道德制高点、理性制高点对人进行精神控制打开和铺就了思想专制的通道。
桑德尔通过案例不但要表明功利主义的人性困境，而且还要表明功利主义的多数困境。功利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难道就不会变成少数？少数难道就不能变成多数？如何解决多数变少数、少数变成多数的问题呢？即使边沁承认多数与少数的互变性，那么少数在某一时刻已经消失了如何解决呢？如何避免从人性出发最后走向兽性的结局呢？功利主义对此题无解。
尽管功利主义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欠和不足，仍不能抹杀其思想的伟大。功利主义之善之不足，并不是抛弃功利主义的理由。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基于公共善的追求，桑德尔认为边沁思想前后更为一致，他赞扬说，边沁死后把自己的尸体贡献于解剖学，“即使死了，杰里米·仍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善”。
对于本来在思想上超过边沁的思想家密尔，他却怀着复杂而又暧昧的不言自明地说了一句：“密尔是一位更加人性的哲学家。”这大概是指密尔爱上了有夫之妇的缘故吧。桑德尔也是为尊者讳，不多言。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