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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留下许多文书、卷宗，其中最有趣也最离奇的，莫过于一份叫做《朝天朝主图》的文件。
说它有趣、离奇，是因为这份文件上不仅有只要非文盲都能认识的汉字，还有许多这缺一笔、那少一划的怪异字体，且排版也怪，既有正着写的，也有倒着写的，还有朝左、朝右横倒着写的，可谓要多不严肃，就有多不严肃。
而更离奇的是，如此不严肃的一份东西，实际上却是极严肃、极官方的一份文书：署衔颁发这份文书的，是天王洪秀全本人，而被“东倒西歪”排在文书上的那些名字，则无一例外是太平天国地位最崇高、在洪秀全心目中最亲密最重要的大人物，可以说，排列在这份文书上的洪氏权贵名字之全之多，终太平天国一世，在已发现的文献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按照洪秀全自己的解释，之所以要把这张《朝天朝主图》排版排得如此不严肃，是为了用最精确、最直观的方法，给自己这些最亲近的大员们“定位次”，且尽可能周全些、长效些，以免自己“升天”后出现“抢板凳”之类争议，更可避免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弄不清尊卑贵贱的尴尬，把权贵们的名字排得得“东倒西歪”，是为了让他们“朝天朝主”的座次一目了然。倒着排的自然便倒着座，向左向右横排的，当然也就是向左向右坐了。
考虑到从王爵到普通兵将，太平天国里文盲、半文盲比比皆是，这样一篇既重要、又要“诏多普刻”广泛散发的“定位次”文书，用这样一种独特方式解读洪秀全的“高干政策”，虽然滑稽，倒也的确挺有创意和效果。
如此煞费苦心，恰表明洪秀全也好、他的“高干”们也罢，对“定位次”是十分上心、断然马虎不得的。
在上帝会时期，太平天国的“高干”层，除了“天父天兄”名分固定，接下来就是洪秀全这个虽未参与创会、却一直顶着教主大名的“洪先生”，再往下，则是上帝会的实际创始人冯云山。冯云山以下则似乎并没有清晰的排名，如今我们知道，冯云山的东道主——大冲曾家，洪秀全的表亲——赐谷王家，和冯云山的表亲——高坑冲卢六，是最早期上帝会的核心，但他们貌似并没有什么“位次”，地位比较“虚”。
1847年底，因为贵县团绅王大作、王作新兄弟的纠举，冯云山不得不打官司应讼，卢六死于狱中，洪秀全奔走两广一筹莫展，杨秀清、萧朝贵借“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后来居上，并以“相互承认”的方式，和洪秀全做成了一笔在当时看是双赢的政治交易：“天父天兄”以“亲父兄”身份承认洪秀全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是天父天兄派遣下凡统治世间万国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洪秀全则以儿子、弟弟的身份，证明杨、萧所代言的，是货真价实的天父天兄。
此后直至辛开元年（1851年）阴历十月廿五日，“排座次”发生了至少三次剧变。
第一次是在政治交易发生之初，“天父天兄”明确了洪秀全、冯云山“上帝亲子”，和洪秀全的“太平王”、冯云山的“军师”身份，并随手把杨秀清、萧朝贵塞进“军师”行列，排在冯云山之后，同时，杨秀清和萧朝贵也分别获得“天父第四子”和“帝婿”（萧朝贵妻子黄先娇被认定为洪、冯、杨的“天妹”）的“位次”，当然同样在“天父第三子”冯云山之后。
第二次则是在金田起义前夕，有“天父天兄”附体护身的杨秀清、萧朝贵，最终通过军师职位上的反超，排到了冯云山之前，而韦昌辉、石达开两位金田、贵县实力派，也因种种原因被拉入“圈内”，排进了“位次”，但两人位次高低尚不清晰。
第三次则是自金田起义正式封军师起，至辛开十月廿五日的“封王”正式排定，杨、萧、冯、韦、石的排列，直到1856年夏的天京事变再未变过，期间秦日纲、胡以晄曾一度因封王而略沾“位次”的边（在赞美词里排到前述五人之后），但很快被踢飞板凳，其影响几可忽略不计。
大约在此前后，除“贵妹夫”萧朝贵外的诸王获得“胞”的称号，表示与洪秀全同为“耶稣亲弟”的高贵身份，且一概称“胞”，而非如上帝会时期那样称“二兄”、“三兄”，也可回避冯云山这个“三兄”反倒排名靠后的尴尬。
很多迹象表明，洪秀全是个很重视“位次”，且很不愿意轻易改变的人，前期他深居简出，军政大权集中在杨秀清手中，但“位次”却是他这个天王的权限，从目前保存的资料显示，直到癸好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许多重要文书、甚至内部指示（如癸好三年四月廿三日从天京发给扫北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的诰谕），都是由杨秀清、萧朝贵联署，直到甲寅四年新历造成，献历奏上也仍然由杨、萧、冯、韦、石五人联署，而众所周知，此时冯云山、萧朝贵早已死去，且他们的继承人也尚未袭爵。
天京事变让洪秀全苦心孤诣维持的“位次”面临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的窘境：首先，排名第一的杨秀清如何处置？倘贬为“东孽”，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天父代言”建立的天王权威、天国法统，就会全部“不成体统”，可如果继续推尊，难道“只有臣错无主错”的天王杀错了？其次，将责任推给原本在“位次”中并不举足轻重的韦昌辉，并踢掉他的“板凳”问题不大，但杨、韦死后，“位次”里的活人就只剩石达开一位。
很显然，洪秀全对这种仅由一个人组成的“位次队列”是极不放心的，但此时的“位次”地位高贵，“胞”的称号甚至带有半神半人的意味，就连曾经封王的秦日纲、胡以晄也难以觊觎，此刻连秦、胡也死了，其他人又如何可以拔苗助长，和“天父第六子”、“翼王五千岁”比肩而坐？
从李秀成、王定安等人的记载看，洪秀全最初的考虑，是捧出自己的两位兄长洪仁发、洪仁达，分封安王、福王，形成所谓“天翼安福”的“位次”，即让两位“肉兄”排在石达开这位“天弟”之后，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从血统上看，这种安排差强人意，但两位“肉兄”德不高、望不重，前期又一直被闲置，这样的排名石达开不满，群臣也不服，最终闹到一拍两散、大家都坐不成“板凳”的地步。
这种不尴不尬、无“板凳”无“位次”的情况，直到己未九年（1859年）族弟洪仁玕来到天京才最终改变：当年天历四月初一日的“封干王诏”，开篇列了“玕胞、达胞、玉胞”三人。
虽然寥寥六字，却蕴含了多重意思：
第一，“胞”被“量化宽松”，由前期半神半人们的专称，变为所有平辈王爵的通称；
第二，把自己信赖的同族洪仁玕封为“胞”，且列在早就是“胞”的石达开之前，洪仁玕虽是族弟，却没有任何“半神”身份，他成为排名比石达开靠前的“胞”，等于用最委婉地手段，将令他提心吊胆的“达胞”不动声色地“降格”为凡人；
第三，陈玉成列名其中，表明其封英王和洪仁玕封干王同时、而非传统史学家们认为的稍迟，这使得留在朝中坐“板凳”的“胞”达到两人，表明洪秀全绝不允许“独胞现象”在他的天国重演，哪怕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
这样一个“位次”似乎专为贬低石达开而设，因为仅仅半年后的天历十月初七日，《天历四十年一斡旋诏》就从头到尾改变了“位次”的排列体系。
在这份新“位次”表中，原本排名最后的陈玉成之后，加上了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杨辅清、林绍璋五人，这是因为上述五人稍迟于洪仁玕、陈玉成封王，排列其后理所当然；但在原本排名靠前的洪仁玕之前，却塞进了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和他的另一个外甥、萧有和的弟弟懿王蒋有福两位至亲。
这是“位次”表塞入洪氏血亲的开始，此后则一发不可收拾。
辛酉十一年（1861年）天历四月廿七日，《眼见天日主乾坤诏》中，“位次”表发生了几乎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排名第一的变成了被过继给杨秀清、嗣位为幼东王的洪秀全第六子杨（洪）天佑；
其次，在蒋有福和洪仁玕之间，塞进了被称为“侄”的洪仁发、洪仁达儿子五人、被称为“婿”的洪秀全女婿两人，和被称为“亲”的萧朝贵生父蒋万兴，其余调整则相对不重要且许多早已发生，包括在洪仁玕之后列上其长子、被称为“葵元侄”的干嗣君洪葵元，用幼赞王蒙时雍替代已去世的赞王蒙得恩，以及将嗣位为幼豫王的胡以晄之子胡万胜列在“位次”之末（称“万侄”）；
第三，在这一串有名权贵之后，象征性地加上了不具名的各级官员称号，乃至“普天下同世一家所有众臣民”。
说“颠覆性”，是因为这次变化将洪秀全的“排座次”公式勾勒得十分清晰，即“血亲优先”（只要是血亲不论年幼年老，都可随时靠前“加塞”），“子从父位”（洪仁玕、蒙得恩等人的儿子一旦进入“位次”，就会紧排在乃父之后），以及尽可能迁就“定式”（如杨天佑、萧有和的排名形式上还原了早期先东王、后西王的“位次”，自洪仁玕至胡万胜的“位次”（实际上也就是真正办事大臣们的“位次”）几乎没怎么变过。
《朝天朝主图》恐怕是迄今所见、洪秀全最后一份“位次”图，“位次”的结构和《眼见天日主乾坤诏》中如出一辙，只是洪仁发、洪仁达的儿子总数，由前一张图的五人扩充到九人，排名真正朝臣第一位的洪仁玕，由前一张图的第十二位，下滑到第十六位，石达开以下也依次挪后而已。很显然，“排座次”公式业已标定，此后要做的，只是把血亲们新降生的高贵儿子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空”进去罢了。
然而“位次”图排第一的，却并非太平天国后期除了天父天兄、天王幼天王这“爷哥朕幼”外地位最高的人。
后期有几个权贵始终没在“位次”图上出现，如洪仁发、洪仁达，以及洪秀全的第四子光王洪天光、第五子明王洪天明。洪仁发、洪仁达的儿子都列名“位次”图且排在幼东王、幼西王之后，洪仁玕等众朝臣之前，老子的地位自然不会低于儿子；洪天光、洪天明是除了洪秀全和幼天王洪天贵福外，仅有的两名被允许住在天王府内的男性，地位当然高于身为弟弟且过继外姓的杨天佑，可以说，这四个人是洪秀全血亲中的血亲，亲贵中最靠近核心的一环。他们为何未出现在“位次”上？
洪天光、洪天明的缺席，应是因为其地位是“半君半臣”，不适合和臣子们排列在一起。后期版《太平礼制》中，光王、明王不称“千岁”而称“永岁”，显然是介乎“万岁”和“千岁”之间的一个“高贵物种”。
洪仁发、洪仁达的缺位，可能更多和1856-1857年他们二人短暂封王有关。当时他们分别封为安王、福王，排名在石达开之后，由于二人很快被革爵，安、福两个王号演变为天安、天福两级封爵，位次在石达开“翼王”王号演变成的天义之后，秦日纲、胡以晄燕王、豫王王号演变成的天燕、天豫之前。
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在太平天国中后期分封了成千上万个，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军民人等，对六爵尊卑、位次耳熟能详。如果硬要将两人排进“位次”，按“子从父位”惯例，他们就得排在杨天佑、萧有和、蒋有福三人之后，两人的一堆儿子之前，这显然会打破六等爵的排列，引发众人对这两位颟顸尊亲的不满；倘按照六等爵定制，把二人排到石达开之后、陈玉成之前，则堂堂两位“国兄”，竟屈尊排在自己儿子之下，又情何以堪呢？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