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1966）；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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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丧失，或早被庸俗化的那种文人酬答、歌咏、纪事念物的雅兴，可以到俄罗斯和前苏诗人那里去追寻，他们彼此往来的诗歌与信函，性情淋漓，风姿倜傥。范斯坦的传记由于疏忽了这些而大大失分，这位作者本末倒置，倾笔墨于阿娃同几任丈夫与情人的关系上，还用了很多篇幅写她儿子的遭遇，与女性挚友，比如楚科夫斯卡娅的来往等。虽然书中引用了不少阿娃诗歌，但多数时候，这些文字都只被用来揣测传主的私人世界。
一战前后的彼得堡，有伊万诺夫的“塔”，有克罗宁开设的卡巴莱餐馆“流浪狗”，这类文人聚会的场所是阿赫玛托娃等人雅聚的地方，它们的名字频频出现，令人印象深刻。那时的圣彼得堡，就如同1920年代的柏林一样，行走在一场巨恶风暴的边缘。然而除此之外，范斯坦对阿娃本人的兴趣似乎主要在她那些复杂的多角恋上，阿娃的诗艺、诗学理念以及社会观等等，则一直在这本书里休眠，几无演进变化。
给这一批诗人写传记的人，必须有充分的热忱去体认他们所经历的考验，不断地接近他们在绝境之下迸发的道德勇气，如曼德尔施塔姆所写：“我冻得直哆嗦/我多想缄口无言/但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命令我歌唱”，有人把这句改成“命令我沉默”，用作自己的诗集的名字，那是另一种方向的棱兀桀骜，终不如曼德尔施塔姆那么慷慨率性，豪气干云。
“命令我歌唱”背后隐藏的沉默，比“命令我沉默”直揭的沉默，思想起来，更让人有如坠冰窖之感：大破坏，大转折，大动荡，最后迎来大恐怖，在这些接踵而至的极端的历史时期，以美歌喉发声，都会撩到苏共中央敏感的神经，让它觳觫惊惧。他们都被禁言了，却仍能看到头顶翩舞的黄金：它仍然自由。
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直至1941年，坚决不出国的阿赫玛托娃都没能在国内发表什么诗歌，她于1940年创作的代表作《安魂曲》，直到1987年才告出版。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她也只能靠做翻译和研究前辈诗人以谋生兼打发时间。这段漫长的时光，于她而言简直生不如死。
范斯坦曾引用1933年阿娃翻译《麦克白》期间写的几句诗：“野生的蜂蜜透出自由/尘埃犹如太阳的光芒/少女的樱唇像紫罗兰/黄金——嗅不到一点味道//……但我们永远、永远知道/鲜血只发出血的味道。”1934年，她还写下了一首更加绝望的诗：“我醉了，向我那被毁弃的屋子/我生命的悲哀/我们的孤独……/向撒谎的唇/向冰死无情的眼/和冷酷的现实：/世界残忍、野蛮，/其实，上帝也不救我们。”
阿娃一生的主题很简单：美、诗与苦难。对自己的美，她从不在乎，留下的照片甚至比茨娃更少，诗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得意，唯有苦难的延续时间最长，烙下的印痕最深。列宁和托洛茨基杀害了阿娃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之后的十几年里她多次濒临饿死，或是无家可归；她的第三任丈夫希列伊科和她唯一的儿子列夫都被送进了劳动营，因为受难，列夫记恨于母亲，认为自己是当局加害阿赫玛托娃的牺牲品。二战结束后，阿娃本有望恢复正常的创作，又来了个英国使节以赛亚·伯林，各种官方的阴谋论随之找上门来。厄运小小迟疑了一下后，又匆匆押着诗人前行了。
（图注：童年、少女、1925年、1964年时期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图片来自网络）
阿赫玛托娃77年的人生历程里，到底有过几许快乐时光？读完她的诗和传记，我就这么想。
得到勃洛克青睐的时刻，她应该是喜不自胜的。1913年，那场纪念维尔哈伦的文学聚会上，时值妙龄的美女诗人当着勃洛克的面朗读自己的诗歌，年末她得到了勃洛克签名的诗集，在其中的一册里，勃洛克抄录了一首完整的歌词，甚至配了幅画像以表心意。
再有，就是1911年在巴黎，她和落魄画家莫迪利阿尼互相背诵魏尔伦的那段时光。阿娃钟情巴黎，那些法国人的诗集每本都配有精美的小插图，比俄国诗人的待遇好得多；此外，莫氏还给她画过十六幅肖像，包括一张裸像。那时的阿娃22岁，体态婀娜，貌美如花，早有女皇之名，但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莫迪利阿尼在一个丑陋不堪的人身上发现了美，而且竭力坚持这一看法……他对一切事物的观察，大概与我们大不相同。”
是故，若说阿赫玛托娃一生还曾钟情于俄罗斯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巴黎了。1940年，苏德订立互不侵犯密约，巴黎沦陷，伦敦也正遭受轰炸，那一阵子，对往事的追忆、想象与当下体验，开始在她的诗中熔于一体，形成了一种被楚科夫斯基称为“历史画”的风格，她的作品（在当时自然是无法发表的）中开始出现过去的年份，人或事物被她安置在了历史背景之中，用敏锐的感受力捕捉到这个背景同当下的关系，再用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同未来在过去中成熟/过去也在未来中腐烂”。这个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期的《没有英雄的诗》中，诗人凭此为翼，“凌驾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经历的狭窄框框之上”。
范斯坦十分悭吝于赞美，很少正面肯定女诗人的人生成就：她的爱与隐忍，宽广无边的同情，克制的沉默，面对比她更加沉默的残酷历史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并非想当然的贴金，阿赫玛托娃留下的诗作说明了一切：它们的价值不是被传记作家拿来搜检传主的私生活，它们是一份“前往永生之所的通行证据”，证明这个敖德萨女子如何在最残酷的时代里锻炼出壮丽端肃的内心。在阿赫玛托娃人生的尾声，残酷依然时不时地发作一下：爱伦堡的回忆录被批判，布罗茨基遭审判，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迫害只能“意味着他的诗作和名誉蜂起”。
有多少人能承受得起这种一生的等待呢？它是刚强的意志和充足的才华相结合的结果，不幸，大多数人至多只拥有前者，只好寄希望于某些权威机构赶快给自己的才华背书。这不奇怪，也不需苛责，能凭一己之力、不借外援而强大的人，从来寥若晨星。
“我们是在哪些星辰指引下/为受苦受难降生此世？”阿赫玛托娃在1946年的《诗五首》中写道。在任何时代，诗人的坚持最终都会诉诸一个面向星空的姿态，一如他们的灵感与激情也源于“天上黄金的舞蹈”。
（实习编辑：何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