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一次次面对处决红军军官的场面，谢尔盖·埃佛隆精神崩溃，从白俄军中当了逃兵去德国，1922年，经大学同学爱伦堡牵线，他终于和前来寻夫的妻子茨维塔耶娃团聚，重逢时，埃佛隆与茨维塔耶娃有段对话：
丈夫说：“……玛琳娜，这是同室操戈，是自杀战争，我们没有人民支持，都怪我们没有知识，不理解人民在谁的名下……我们看起来只是在以战争夺回布尔什维克还给人民的东西。”
“但总有英雄吧？”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反问丈夫。30岁的她头脑里一定仍坚定地响着18岁的嗓音：“我爱绸缎，也爱盔甲”，以及“要有英雄，沙皇的广场。”但她绝不天真，她只是轻蔑。
几年前她已激动过一次——对于“工人……我奇怪的兄弟……一千六百座教堂在嘲笑沙皇。”——但一场与托尔斯泰一致的民粹革命，对一个诗人的良心由“小我”转向“大我”也许就够了……还要什么“继续革命”？不谈政治，对任何良心来说，后来的革命像狗血一样多余和反高潮——难道还要“把人民改造得自我感觉是统治者”？
……“英雄？”，谢尔盖·埃佛隆回答妻子说：“即使是英雄，白军中的英雄也会被人民视为罪人，至少是受害者，人民啊，绝对的人民……设想这是个战时的火车站，士兵，无家可归的人，女人和孩子，动荡，混乱，倾轧，人们爬进车厢，你加入了推搡，火车开了，好容易啊，你指望松口气了，突然你发现，你上了一趟错误的列车。”
“那怎么办，我亲爱的谢辽莎？”
“我们只有跳下错误的火车，在我们的余生，沿着铁路的分岔，徒步去追我们的火车……”
这比喻了埃佛隆夫妇此后的生活道路：一面开始长达17年的流亡生活，一面南辕北辙地，开始从海外逐渐向苏联靠拢。对这些“转变侨民”来说，在外是孤儿，回国则是婴儿。
那时祖国至少有两种面目：苏联在海外是一个作为少数者的英雄的祖国形象、一个地下组织，亲苏联的流亡者们，与秘密组织的“孤胆英雄”暗杀者合作，后来埃佛隆甚至参与了对“苏联的海外敌人”的谋杀。
祖国的另一面目——回到苏联则发现，祖国是如此难以捉摸的“老大哥”形象。发现海外归来者远不如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们的举止老道、懂得求生的基本技术——他们毫无准备，又渴望轻信。
他们普遍选择的命运——归来——本身会全被追究，更不用说“大清洗”的审问中，试图在他们身上寻找“各人的阴谋”。德国唯物哲学流传下来的辩证法被苏联独裁者用在关于人性的双面，关于所有革命者都是双重间谍的有罪推定上。
体制也许可以给体制自身，以无休止的拨乱反正的权力和机会——无休止的“试错权”，但人的一生也许只够一次“矫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很难想到“矫正”之后还需要“矫正”、否定的理想还得被否定——当埃佛隆夫妇（主要是丈夫）铁心了转而拥护苏联，他们决定这就是经过自我否定之后的彼岸。
可这就是人的思想变化与体制之间的倒错——当初祖国以“英雄”和“受难者”的形象和“绝对真理”吸引你，当你打算从此忠诚拥护，它本身却作为一个残暴的玩笑显现了。
1939年，当茨维塔耶娃终于再次步丈夫后尘回到国内，但以诗人的敏感，她立刻感到窒息、烦躁，但无可作为，除了既爱又恨地在儿子身上发泄……丈夫和女儿陆续被抓走，前者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揽下全部海外通敌罪，被处死，后者被流放。
（资料图：俄罗斯著名诗人、小说家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从莫斯科随同作家大军撤退到小镇上，茨维塔耶娃的生命只剩3年。她仍然孤傲，根本不和人交谈，她唯一梦想的工作是当法语翻译却从未被理睬，他们冷落她，而她更冷落他们。
有时寻找住房的艰难旅程变成了散步，只为与尚能交谈诗歌的半生不熟的朋友朗诵一两段自己的诗，然后她说着感谢，眼神却已经死了，铁灰色，僵硬。去那个地区作协寻求最后的落户指标——那里有一个刚刚获得斯大林奖的小文人当主席，她女儿在回忆里说：母亲站在他们面前……这是莫扎特站在萨列里们之中。即使本地作协准许她在这里生活，但房子没有配额，没有钱与房东搭伙，就被赶走，这大概是她决定自杀的导火线。
在最后那段日子，她开始丧失了镇定，主动给斯大林写信，在信中，她强调的仍只是自己和家人不言自明的纯洁＼单纯。她拒绝认罪，拒绝赞美苏联。此外任何语言，都是超越诗人忍受限度的谎言。
即使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开始撒谎，诗人仍努力撒最低程度的谎——她承认的是事实——整个三十年代，她们一家在海外，对苏联单纯的憧憬，在信中，她对斯大林隐瞒的则是她此刻的清醒。但即使这，也是诗人在撒谎。
镇上多数人只远远对这个带着一个古怪的胖儿子的女人有点印象，茨维塔耶娃自杀前一天，尼娜是她最后一个谈心里话的人。尼娜是一个刚毕业的护士，想上前线，茨维阻止了她。“战争有英雄吗……如果你失去了母亲，你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她说：‘你还记得吗……’”
她最后一个交谈的人，是教堂一处新棺材旁玩耍的孩子，几乎没有交谈，孩子只是被生与死的突然转换吓坏了——这个女人——和自己打过照面的女人，第二天就死了……
她只剩这些奇怪的谈话对象，一些有着不合时宜思想的焦虑萌芽的人，一些懵懂的人，而和这些奇怪的人交谈的是一个更奇怪的人——一个决定去死的诗人。她非常坚定地让你看见，甚至这种二流作家和诗人所乞灵的灵感源泉——焦虑——也已是奇耻大辱。
终究，最懂她的俄罗斯本国研究者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始终没有逮捕茨维塔耶娃——一个诗人，但研究者通过文献和大量访问推测，她一定是被严密监视的。
我低估了茨维塔耶娃在世时的无名程度，我以为她在世时至少能与阿赫玛托娃齐名。友谊、欣赏，没有变成保护她的舆论，没有人为她在找栖身之所时说话——在莫斯科好一点，在自杀的地方，在一个未去的地方，港口那边的区的小地狱几乎和地狱也没什么区别——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极权社会地方上的温情，但并无。
同学爱伦堡，丝毫没有替她说话，在《人，岁月，生活》里，茨维与他的友谊已经退化为一种“语调”。帕斯捷尔纳克则有两种腔调——国家作协的腔调与朋友的腔调，这是暴政时代的修辞学，那个眼睁睁地、听斯大林冷笑说曼德尔施塔姆将因他朋友的懦弱而死的电话，自不待言，对他暗自崇拜的茨维塔耶娃则是——“玛琳娜，我的朋友在那里，那个区作协会接待你。”
她是一个充分写作又语言清晰的诗人，但诗歌是一回事，后世对她最后日子的猜想，也只是一堆斯大林清洗时期的朋友彼此揭发的档案，虽然解密，但不足为据，因为揭开前苏联的秘密档案，很可能也只是亲朋当时所说的谎言，读历史大规模的伪证，是死去的独裁者时间中的独裁。是同归于尽。也正如美国记者玛奇·肖在《灰烬的味道》一书中所揭示的：东欧解体后，也许每个说谎者都有揭秘故事的欲望，却又并非想说实话。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