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占半数以上，其中香山人又占半数以上，以至于我在寻访留美幼童故居时，总在如今的中山与珠海两地打转。
香山留学生之所以多，与澳门有极大关系。香山人在澳门这个窗口耳濡目染，见识先进文明，自然得风气之先，心生亲近靠拢之意。当时的广州是“一口通商”时代的“独苗”，虽不似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那般全面开放，但也可以给市民们提供开眼看世界的机会，所以亦涌现了不少留洋先驱。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便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先后赴英国和美国，表现了爱国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博得赞誉。图片源自网络）
留美幼童梁诚便是广州黄埔（即今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人。当时的黄埔村，依偎着黄埔港，黄埔港是粤海关的挂靠口，也是商船主要停靠的地方。与商船上的洋人做生意、提供各种航海所需用品，早已是黄埔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梁诚从小便见惯了新式轮船和各色人等，视野自然比同龄内陆儿童开阔，加上其父早早便远赴美国经商，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
他是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当时的留美幼童，不但需要考试，也需要保人，他的保人是族兄梁肇煌，时任顺天府尹。1881年，他与其他幼童一样，被强行征召回国。
回国后的幼童们一度遭屈辱对待，分配亦是随意而为之，完全不看专业、年龄和经历。但梁诚运气不错，进入举足轻重的总理衙门任职，算是当年幼童中分配去向较好的一个。
1886年，梁诚以候补县丞身份随驻美公使赴美，后升任参赞，正式步入外交领域，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1897年，他又随公使赴英国，参与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六十周年庆典，返国后得授直隶候补道。
这位将梁诚带在身边的驻美公使，其实也是将之招入总理衙门之人，堪称梁诚生命中的贵人。他是晚清著名外交官张荫桓，籍贯广东南海，与梁诚有同乡之谊。张荫桓曾深受光绪信任，还曾向光绪举荐了自己的同乡康有为。戊戌政变后，张荫桓被流放新疆，但梁诚并未遭受牵连。
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庚子拳乱被杀，次年，梁诚随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谢罪”。威廉二世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方人员叩头道歉，中方拒不接受，梁诚则建议以西方礼节代替，鞠躬表示歉意，化解双方争端，此事引来英美舆论界赞赏。
这桩事情，在某些人看来或许仍是屈辱，以鞠躬代替磕头，大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但实际上，弱国无外交，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当事人的巨大努力，许多如今看来貌似可笑或无用的细节，在当时却足以耗尽一代精英的心智。若非如此，苛刻的英美舆论也断断不会关注这个细节，并大加褒扬。
1902年7月，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已满，梁诚接替，赏三品衔，出任以上各国钦差大臣，于次年4月到任。1907年6月，他离任回国。他人生中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出现于这四年任期内。
梁诚抓住了美国政府的心理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与列强签下《辛丑条约》。在赔款所用货币尚未明确时，美国先期同意清政府以白银交付赔款，但后来各国一致主张以黄金交付赔款，美国也改为跟随。后来，清政府因金银汇率变化，深感以黄金赔付的压力太大，便命梁诚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改用白银交付赔款。在庚款退还一事被最终促成后，梁诚曾这样回忆：“此事之缘起，系我国政府命予商请贵国政府将辛丑条约所载赔款，暂改收银，因该约所载赔款数目之用金用银，欲求公允，尚需重议也。”（见于1907年9月30日香港《中国日报》编译的《鸟约泰晤士报纪美国减收清国赔款事》）
但既然以黄金支付对美国有利，对方又怎会轻易更改？1905年1月19日，梁诚致函外务部，表示“诚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约翰（指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海云此事前接康使来电，经已复令按照各国一律办理。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于前，安可反复于后，海云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也是在这份公函中，梁诚还写道，他极力劝说海约翰，表示：“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
不得不说，梁诚的策略十分对头，他告诉美国人，若中国财政出现问题，就只有加税一途，但加税必然引发民怨，进而冤有头债有主，激发仇洋情绪。这个思维路线图画得挺长远，但恰恰是美国政府最为担心的。早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前的谈判过程中，负责谈判的美国专使柔克义就曾致函海约翰，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海约翰也曾致电柔克义，表示“本政府认为，更多的优惠和实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也正因此，签订《辛丑条约》时，美国已经比他国显得更为克制，在赔款问题上主张“这些赔款的总额不应超过一个合理的数目，应该完全在中国的偿付能力之内。”
在政治角力中，最忌讳的就是短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都为智者不取，相比争取中国人的“信赖”，进而获得更大利益，钱反而变得次要。梁诚此时的劝说，恰恰与柔克义几年前的说法一致。
梁诚在公函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听完梁诚的劝说后，海约翰“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
听到“原属过多”这个词后，梁诚便不再在“黄金还是白银”这个问题上纠缠。他转而调查当年的赔款数字，发现当年美国的实际损失尚不及所摊分庚子赔款的一半。关于赔款的具体数字，台湾学者苏云峰曾在查阅美国政府于70年代后逐步解密的档案后披露，美国在庚子事变中的实际损失为1165.5万美元，但所获赔款为2444万美元，即多收赔款高达1278.5万美元。还有一说，指梁诚经调查后发现，这2444余万美元的赔款中，“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二百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防次全案报销”，即美国政府手头掌握赔款达2200万美元，故梁诚在致外务部的公文中，也有“两千两百万金”的说法。
聪明且不拘泥的梁诚明白，相比赔款支付方式，美国多收的这些钱才是大头。于是，他改变了目标，转而游说海约翰退还庚款，他曾记录：“诚以其（海约翰）语意较松，或不过于坚执，因语以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显然，相比庚款，美国政府更在乎那个“如能倡首，义声所播”的好名声。海约翰也曾表态，“此事倘议院不生阻力，必于贵大臣（指梁诚）任内办妥。”时任总统的罗斯福也对退款一事不表反对，一切似乎充满曙光，只待议会讨论批准。
此时的梁诚也已经想好了退还庚款的用途。1905年4月10日，他再次致函外务部，函件中写道：“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
但弱国外交注定波折多多，庚款的退还决非一帆风顺，等待梁诚的是又一轮艰苦的谈判。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