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鲁迅在平政院法官寿洙邻的帮助下,草拟起诉书,打算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1]
8月17日,章士钊宣布改组女师大为国立女子大学,并且自任女子大学筹备处处长。
趁着北大校长蔡元培、代理校长蒋梦麟都不在学校的当口,法日派中坚、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动员下,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不正常操作,宣布章士钊乃教育界罪人,不承认他为教育总长,并以七票对六票通过脱离教育部案——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脱离教育部而不脱离财政部,事后给人家财政部发函,说以后给经费,不要通过教育部,直接给我们就成,财政部也不傻,想得美,谁给你经费呢,我们把你的经费分给其它国立学校,就不给你。
胡适领着四个可怜的教授向北大评议会抗议:第一,不赞同北大师生卷入政潮与学潮;第二,对于北大评议会事先不征求教职员意见,动不动宣布脱离教育部表示不满!抗议无果。因为20年代的北大评议会基本上是由章太炎门生、法日派控制的,再加上他们背后的国民党背景,胡适这帮英美式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徒唤奈何。
8月19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手下和军警到女师大先行接触,为接管女师大做准备。所谓的准备,就是试图把“北京女子大学筹备处”的牌子挂到校门口,结果“坚守学校的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骂他,唾他,把他的绸大褂撕得稀巴烂,使他当场出丑,不得不狼狈逃窜”,[2]挂上的的牌子也被学生给摘掉了。
20日上午,刘百昭又来了,据说除了军警,还带了很多流氓(也不知是啥流氓),据说冲进学生宿舍,把学生自治会的文件与书信席卷一空,第二天早上撤离。
8月22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又来了,据说这次除了军警,还带了男女流氓——男流氓就不说了,女流氓是雇来的三河县老妈子。据说四个女流氓拖一个女生,终于把刘和珍等13个纯洁女生弄出校门,塞进一辆一辆汽车里,给扔到了报子胡同69号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的宿舍里。许广平本人乘机溜了,据说是跑北平学联汇报去了。
按许广平事后的回忆,鲁迅一时得不到她的消息,急死了。就在此时,有骇人的消息传来:当局准备以两个警察对付一个,将被开除的六名学生押送回原籍。许广平这时才发现,人情比纸薄,平时都支持自己闹事,现在事闹大了,没有人敢收留她了。就在孤独无助的当口,她的那个他也在找她。准确地说,鲁迅派出了许羡苏,快些给我找到她,于是许羡苏就帮他找到了她。他一见她,就跟她说:“来我这里不怕”![3]
他当然不怕,后来有警察上门询问,被他打发走了。因为不仅仅是他不怕警察,而是警察也有些怕他。这种文化名人,轻易惹不得的。
许广平头脑简单,当然想不到这许多,她只是感激。从此与许羡苏在鲁迅家南屋住下,躲过了最紧张的几天。
8月26日,鲁迅还亲自去医院看望了许广平的同学李桂生。李桂生是在护校时,被刘百昭那边的人打昏的。这也算是国共两党期盼的一个惨案证据,若干年后大家才知道她当时已是共产党员。
由于背后有国共两党的联手支撑,女师大造反师生就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另寻住址,自行设校开课——9月2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学生代表、共产党员郑德音汇报了反杨以来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经过;这边三十四个学生,那边三百多个学生,但这边底气更足似的,为了表示跟政府脱离关系,他们把“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的“国立”二字去掉——早该去掉了,国家解散你了,你顶多算是民立,或者私立,咋好意思叫国立?据刘亚雄说,还新招学生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 [4]试题是鲁迅同志出的,并亲往监考,不知是否有给他交白卷,但由于革命态度坚决,被他录取的。
鲁迅为了挺心爱的女生,不但义务授课,还把自己的授课时数增加了一倍。为此他于8月下旬就病倒了,且病得很重,每天咳嗽发烧,行动就气急,胃口还不好,人迅速的消瘦下去。鲁迅当年在北京,肺病闹得最重并且躺倒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和周作人失和被八道湾赶出的那一回,一次就是这次了。
许广平的以身相报之心,可能就出在这时期。倪墨炎给的时间更精准,说:“从种种迹象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定情,是在1925年的8月间。如果要说得更精确些,相互明确表态,是在8月8日或9日许广平躲进鲁迅家南屋到8月14日章士钊撤去鲁迅职务,这约一星期的时间里。”[5]
老倪搞这种精确定位,跟搞刑侦似的。我们还是看模糊证据吧。
第一个证据,许广平事后给同学写信:“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6]
这信是许广平1929年怀胎五个月之机给友人写的信,因为有了孩子,不得不跟外界解释他跟鲁迅的事儿。虽然说得很模糊,但可以确信的是:为了这次学潮,鲁迅差点卖了命;许广平无以为酬,只能舍身相报了——别人都是假公济私,只有咱,有点假私济公的嫌疑呢。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那个女主角王佳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其为革命而献身的滑稽与懵懂。你说组织安排革命党女学生色诱汉奸也就罢了,行动前,还得让嫖过娼的革命党男学生在床上先给她开个苞,弄不清是革命揩女学生的油,还是男学生揩革命的油。许广平虽然与王佳芝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假私济公的奉献精神都值得一叹。你说你在国共两党的操纵下驱个杨而已,结果把自已也驱出去了,幸亏鲁迅,不管从身家还是名望上,都不至于辱没许广平,甚至可说是许广平高攀了。但那也只能庆幸,比王佳芝运气好,撞了个大运而已。
另一方面,说鲁迅力挺她们这次学潮,“的确毫无私心”云云,逻辑上、事理上是不确的。若不是因为许广平,鲁迅哪里会这么深度介入?要知道,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运动,鲁迅向来不会深度介入的。之后一旦许广平成了鲁迅的人,鲁迅不但再不会深度介入,还拉着许广平不让她干了,比如三一八惨案,为什么死的是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而不是许广平,就因为许广平要去参加游行时被鲁迅拦住了,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7]再比如到上海,许广平干脆成了专职家庭主妇了,别说运动了,就是去外面找个工作,鲁迅都不让她干的。如果说许广平会假夫济公,鲁迅则绝不会假妻济公——你的革命买卖到此为止,别说我不会再给你卖命了,就是你,也得出走的娜拉,回家给我做饭生娃。所以说鲁迅毫无私心是不确的,这个人后半辈子尽陷在私人恩怨的笔仗中了,私心大的很。
第二个证据,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了两篇抒情散文,一篇是《同行者》,一篇是《风子是我的爱》。
在《同行者》中,许广平说:“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佢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是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相爱的佢俩,也许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然而,沐浴游泳于爱之波的佢俩,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8]
在《风子是我的爱》中,许广平说:“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9]
这些文章就一个意思,俺俩就这样爱了,爱谁谁!
鲁迅什么反应呢?12月,鲁迅写出了散文诗《腊叶》,文中说,自已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这才想起乃是去年的深秋自已捡的一枚病叶,将它摘了下来,夹在这《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10]
许广平说,这枚病叶是鲁迅自况;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看意思,鲁迅还是被动的、应付的、保守的:有小许爱我,为了她,我这个病叶也得自我爱惜,不能急着飘散呢。
不管如何被动、保守、应付,好歹鲁迅接受了。
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一句话,在老娘和朱安的四只眼睛底下,鲁迅与许广平咋生活呢?长期这样处于地下状态,那是偷情或通奸。公开吧,又如何公开?把元配妻子朱安踢走?那多不好意思;让许广平做小妾?那多委屈革命女青年!即使鲁迅好意思,许广平愿意委屈,朱安也愿意跟许妹妹姐妹相称,和平共处,共伺一夫,同尊共荣,那又如何面对公众?毕竟一个是文化旗手,一个是学潮领袖,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而且,除了技术,他们也许更需要一些时机?
我们将拭目以待。
附参考文献:
[1]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2]刘亚雄:《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59页。
[3]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4]刘亚雄:《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59页。
[5]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6]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0页。
[7]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8]许广平:《同行者》,《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9]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10]鲁迅:《野草·腊叶》,《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