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鲁迅在平政院法官寿洙邻的帮助下，草拟起诉书，打算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1]
8月17日，章士钊宣布改组女师大为国立女子大学，并且自任女子大学筹备处处长。
趁着北大校长蔡元培、代理校长蒋梦麟都不在学校的当口，法日派中坚、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动员下，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不正常操作，宣布章士钊乃教育界罪人，不承认他为教育总长，并以七票对六票通过脱离教育部案——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脱离教育部而不脱离财政部，事后给人家财政部发函，说以后给经费，不要通过教育部，直接给我们就成，财政部也不傻，想得美，谁给你经费呢，我们把你的经费分给其它国立学校，就不给你。
胡适领着四个可怜的教授向北大评议会抗议：第一，不赞同北大师生卷入政潮与学潮；第二，对于北大评议会事先不征求教职员意见，动不动宣布脱离教育部表示不满！抗议无果。因为20年代的北大评议会基本上是由章太炎门生、法日派控制的，再加上他们背后的国民党背景，胡适这帮英美式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徒唤奈何。
8月19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手下和军警到女师大先行接触，为接管女师大做准备。所谓的准备，就是试图把“北京女子大学筹备处”的牌子挂到校门口，结果“坚守学校的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骂他，唾他，把他的绸大褂撕得稀巴烂，使他当场出丑，不得不狼狈逃窜”，[2]挂上的的牌子也被学生给摘掉了。
20日上午，刘百昭又来了，据说除了军警，还带了很多流氓（也不知是啥流氓），据说冲进学生宿舍，把学生自治会的文件与书信席卷一空，第二天早上撤离。
8月22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又来了，据说这次除了军警，还带了男女流氓——男流氓就不说了，女流氓是雇来的三河县老妈子。据说四个女流氓拖一个女生，终于把刘和珍等13个纯洁女生弄出校门，塞进一辆一辆汽车里，给扔到了报子胡同69号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的宿舍里。许广平本人乘机溜了，据说是跑北平学联汇报去了。
按许广平事后的回忆，鲁迅一时得不到她的消息，急死了。就在此时，有骇人的消息传来：当局准备以两个警察对付一个，将被开除的六名学生押送回原籍。许广平这时才发现，人情比纸薄，平时都支持自己闹事，现在事闹大了，没有人敢收留她了。就在孤独无助的当口，她的那个他也在找她。准确地说，鲁迅派出了许羡苏，快些给我找到她，于是许羡苏就帮他找到了她。他一见她，就跟她说：“来我这里不怕”！[3]
他当然不怕，后来有警察上门询问，被他打发走了。因为不仅仅是他不怕警察，而是警察也有些怕他。这种文化名人，轻易惹不得的。
许广平头脑简单，当然想不到这许多，她只是感激。从此与许羡苏在鲁迅家南屋住下，躲过了最紧张的几天。
8月26日，鲁迅还亲自去医院看望了许广平的同学李桂生。李桂生是在护校时，被刘百昭那边的人打昏的。这也算是国共两党期盼的一个惨案证据，若干年后大家才知道她当时已是共产党员。
由于背后有国共两党的联手支撑，女师大造反师生就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另寻住址，自行设校开课——9月2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学生代表、共产党员郑德音汇报了反杨以来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经过；这边三十四个学生，那边三百多个学生，但这边底气更足似的，为了表示跟政府脱离关系，他们把“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的“国立”二字去掉——早该去掉了，国家解散你了，你顶多算是民立，或者私立，咋好意思叫国立？据刘亚雄说，还新招学生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 [4]试题是鲁迅同志出的，并亲往监考，不知是否有给他交白卷，但由于革命态度坚决，被他录取的。
鲁迅为了挺心爱的女生，不但义务授课，还把自己的授课时数增加了一倍。为此他于8月下旬就病倒了，且病得很重，每天咳嗽发烧，行动就气急，胃口还不好，人迅速的消瘦下去。鲁迅当年在北京，肺病闹得最重并且躺倒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和周作人失和被八道湾赶出的那一回，一次就是这次了。
许广平的以身相报之心，可能就出在这时期。倪墨炎给的时间更精准，说：“从种种迹象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定情，是在1925年的8月间。如果要说得更精确些，相互明确表态，是在8月8日或9日许广平躲进鲁迅家南屋到8月14日章士钊撤去鲁迅职务，这约一星期的时间里。”[5]
老倪搞这种精确定位，跟搞刑侦似的。我们还是看模糊证据吧。
第一个证据，许广平事后给同学写信：“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6]
这信是许广平1929年怀胎五个月之机给友人写的信，因为有了孩子，不得不跟外界解释他跟鲁迅的事儿。虽然说得很模糊，但可以确信的是：为了这次学潮，鲁迅差点卖了命；许广平无以为酬，只能舍身相报了——别人都是假公济私，只有咱，有点假私济公的嫌疑呢。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那个女主角王佳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其为革命而献身的滑稽与懵懂。你说组织安排革命党女学生色诱汉奸也就罢了，行动前，还得让嫖过娼的革命党男学生在床上先给她开个苞，弄不清是革命揩女学生的油，还是男学生揩革命的油。许广平虽然与王佳芝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假私济公的奉献精神都值得一叹。你说你在国共两党的操纵下驱个杨而已，结果把自已也驱出去了，幸亏鲁迅,不管从身家还是名望上，都不至于辱没许广平，甚至可说是许广平高攀了。但那也只能庆幸，比王佳芝运气好，撞了个大运而已。
另一方面，说鲁迅力挺她们这次学潮，“的确毫无私心”云云，逻辑上、事理上是不确的。若不是因为许广平，鲁迅哪里会这么深度介入？要知道，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运动，鲁迅向来不会深度介入的。之后一旦许广平成了鲁迅的人，鲁迅不但再不会深度介入，还拉着许广平不让她干了，比如三一八惨案，为什么死的是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而不是许广平，就因为许广平要去参加游行时被鲁迅拦住了，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7]再比如到上海，许广平干脆成了专职家庭主妇了，别说运动了，就是去外面找个工作，鲁迅都不让她干的。如果说许广平会假夫济公，鲁迅则绝不会假妻济公——你的革命买卖到此为止，别说我不会再给你卖命了，就是你，也得出走的娜拉，回家给我做饭生娃。所以说鲁迅毫无私心是不确的，这个人后半辈子尽陷在私人恩怨的笔仗中了，私心大的很。
第二个证据，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了两篇抒情散文，一篇是《同行者》，一篇是《风子是我的爱》。
在《同行者》中，许广平说：“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佢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是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相爱的佢俩，也许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然而，沐浴游泳于爱之波的佢俩，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8]
在《风子是我的爱》中，许广平说：“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9]
这些文章就一个意思，俺俩就这样爱了，爱谁谁！
鲁迅什么反应呢？12月，鲁迅写出了散文诗《腊叶》，文中说，自已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这才想起乃是去年的深秋自已捡的一枚病叶，将它摘了下来，夹在这《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10]
许广平说，这枚病叶是鲁迅自况；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看意思，鲁迅还是被动的、应付的、保守的：有小许爱我，为了她，我这个病叶也得自我爱惜，不能急着飘散呢。
不管如何被动、保守、应付，好歹鲁迅接受了。
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一句话，在老娘和朱安的四只眼睛底下，鲁迅与许广平咋生活呢？长期这样处于地下状态，那是偷情或通奸。公开吧，又如何公开？把元配妻子朱安踢走？那多不好意思；让许广平做小妾？那多委屈革命女青年！即使鲁迅好意思，许广平愿意委屈，朱安也愿意跟许妹妹姐妹相称，和平共处，共伺一夫，同尊共荣，那又如何面对公众？毕竟一个是文化旗手，一个是学潮领袖，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而且，除了技术，他们也许更需要一些时机？
我们将拭目以待。
附参考文献：
[1]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2]刘亚雄：《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59页。
[3]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4]刘亚雄：《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59页。
[5]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6]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0页。
[7]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8]许广平：《同行者》，《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３页。
[9]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10]鲁迅：《野草·腊叶》，《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