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要比官藏稍晚一些，它是由私学的出现相应而生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讲学和私人著述的开创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私人讲学与著述的产生，打破了官学对知识的垄断和只有史官才能记言记事的陈规，出现了儒、墨、道、名、法、阴阳等派别“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不同的学派继续前人的文化方式，除了师生相授、口耳相传外，最重要方法就是阅读先人典籍。为了用先辈和同辈诸子的思想来丰富自己，就需要占有大量的图书。于是，私人藏书便首先在先秦各学派中出现了。 《韩非子·五蠹 》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有之。”文献明确记载，说明收藏者不在少数。成语“学富五车”来源于《庄子·天下篇》中“惠施多方，学富五车”的记载，尽管惠施收藏的都是木简书，但是就其数量而言，也是相当可观了。
《史记· 苏秦列传》讲述一个故事：苏秦在齐国学艺后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各国的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落魄归来，受到其家里人的奚落。他伤感之余，搬出自己的数十箱图书刻苦攻读，最后终于总结出一套合纵理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史实充分地说明，先秦诸子和一般的读书人都开始收 藏自己的藏书了。秦始皇“焚书坑儒 ”时，正是有众多的民间藏书家不顾秦始皇的淫威而冒死保存图书，才使好多图书得以传世。 在两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与收藏的不便，加上缣帛之书的昂贵，故私人大量藏书者并不多，能够大量收藏图书的首先是一些权势大并很富有的诸侯王，比较著名的收藏者有南安王刘安与河间献王刘德，据史料记载，献王曾向民间高价征收图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也就是说，征收到图书以后，就请人精抄一份给献书者，其正本留下，于是手有藏书的人踊跃捐献。由于他得到的大部分是先秦旧书，所以他的藏书竟然可以与皇家藏书相媲美。
《三国志·王粲传》中也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请客，王粲求见，蔡邕由于匆忙前去迎接，竟然把鞋子穿倒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倒履相迎”的典故。当时客人们感到惊奇，蔡邕特别介绍了王粲的超人才华，并谦虚地表示，和王粲相比，自愧弗如。并表示要把自己的藏书赠与王粲。蔡邕是中国第一个藏书超万卷的藏书家。汉代私家藏书的规模可见一斑。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从匈奴归汉以后，曹操曾问过她：“闻夫人家先多坟籍”？蔡文姬回答：“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看来，蔡文姬也是一个藏书家，而且她的书多从其父处继承而来。继承先世遗书，受赐于皇帝，从师友处获得和自己访购抄写，是藏书家收藏图书的主要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连年战争，使得私人藏书极为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更体现了私人藏书家的可贵品质。曹魏有一个叫曹曾的人，为了收藏自己的图书居然修建了一个石窟，人们称之为“曹氏书仓。”可想而知，他既然能自建书库，必然有一定数量的藏书；蜀国丞相长史向朗，不仅藏书量居于蜀藏书之首，而且还亲手对所藏书“刊定谬误”，开后世藏书家校勘图书的先河；西晋张华（公元232—300年），是协助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的重臣，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机箧。”他生前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其藏书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秘本，以致于被用校正朝廷的藏书。北朝辛术，除在北方收集图书外，还在淮南搜求宋、齐、梁的佳本。那时候还没发明印刷术，图书复本极少，见到好书，全靠自己或雇人抄录。南朝袁峻“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其献身精神令人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