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京官的官邸制复杂一些，有免费，有租赁，有买断，有货币化分配，以及分期付款等等。那么，地方官员的官邸制就简单多了，一般都是免费居住，但无产权，离任就要完全退出官邸。
地方官邸多与地方官衙相连，前边部分是办公区，后边是官邸，给官员及其家属随从享用，俗称“内衙”，“廨舍”。
官员的官邸叫“内衙”，官员的儿子则叫“衙内”。宋人孔平仲在《珩璜新论》卷四云:“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衙内”既是指这些官家公子们是“衙门之内”或官邸之里生长生活者，也因为这些“内衙”只有官员及其家庭随行可以居住，官府子弟被称为“衙内” 是一种特权的指称。确实，住官邸（舍）一直是一种政治待遇和荣耀，《晋书·陶侃传》云：“迎母官舍，乡里荣之”，陶侃做官后，有了官邸（舍）可住，把母亲接过去住，乡里人觉得很荣耀。
（在古代，朝廷为官员提供的官邸是可以“拎包入住”的，官邸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朝廷供给。图片源自网络）
另外，内衙官邸的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门相联，是为前门，平常公务往来，走前门，只有那些非公务之事，或是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进入官邸。那些往官邸里送钱送礼，请托官员办事的，当然不会走前门，明目张胆地行贿，官员也不敢如此堂而皇之地通过前门腐败，只会绕过大堂，走后门去完成私下交易。“走后门”一说由此而来，指通过托情或利用职权等不正当的途径谋取通融或利益。
衙门以及后面的官邸都是“朝廷脸面”，自然马虎不得，建筑施工扎实威严，用料也颇为讲究。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想要修缮一下衙门和官邸。称杭州的机关办公和居住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可见是当初这官舍是相当豪华的，只是“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不会永远在一个衙门工作，频繁调动是常有的事；且官邸又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何必要修呢，大家都得过且过。再有就是政府不让地方官员擅自修官邸廨舍，宋、明、清各朝都有官员因违规修缮遭受处分的记载。如北宋仁宗时期，知汝州李寿朋因违例修衙遭御史弹劾而降职降级。所以，年久失修，苏轼住的官邸“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于是只好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修缮一下。
不过，苏轼说得有点夸张了，衙门官邸破旧一点是事实，但普遍来说，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想想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真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北宋初年有一个大学士叫陶毂，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多么可怜，“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房子太小，中间加架一层，把箱子柜子拼起来，给孩子们睡。
此外，朝廷为官员提供的官邸是可以“拎包入住”的，官邸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朝廷供给。以明代淳安县署官邸为例，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官邸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配备不可谓不齐全。当然，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不得带走，这是历代的规矩。朱彧在《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邸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最后乖乖把公家的东西送回去。
不过也有例外的，《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暂时安排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这官员不光不归还家具杂用，还把官邸给霸占了，居然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不知道是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原因。
从京官和地方官的住房福利比较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地方官似要优渥一些，这大约也是一直以来，地方官常常受青睐的原因之一。唐朝白居易由翰林学士改任地方官后，客人登门祝贺，他高兴地吟诗道：“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北宋洪迈《容斋续笔》）
回头一看，除了清代官员多购买“经济适用房”外，似乎历朝都有很多官员在职期间“不殖私产”。为何如此？一方面可能是房价太贵，殖不起，尤其是在京城为官，京城房价又贵，只能挂眼科。比方说明朝京师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600两银子，约为现在的55万人民币，即便现在的官僚，全凭工资购买也不容易，在当时，一般的官员想都不敢想。
另一方面也与朝廷不让殖产有关。至少元、明、清三朝，朝廷规定官员不许在工作地买房。李开周先生分析，原因是南宋刚刚灭亡时，一批蒙古人到江南为官，他们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甚至强拿强要，激起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李开周《古代房屋限购令》，载《国学》2011年第7期）
明清沿袭此制。明代规定，“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如果官员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没收房产。在清朝，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迫卖，并对当地知情不举的官员一同处分。
再有就是，官员致仕（退休）后，一般都要求“告老归乡”、“解甲归田”，有的朝代，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史海玉《古代官员的“瓷饭碗”生涯》，载《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2期)如此看来，官员在做官的时候在任职地“不殖私产”是很正常的事。做官时不让其在当地置业，退休了不让在当地养老，那又何必在当地购房呢？有政府提供的免费官邸，或是廉价的官舍，设施配置又那么的齐全，难道不是很好的福利吗？官员做官赚了钱，可以拿回老家或其他地方置办房产、田地，那才叫光宗耀祖，非常显摆的事。事实上也是这样，很多官员都在老家修有大第豪宅，住都住不过来，实在不能随便相信古代官员普遍买不起房子的鬼话，而现在一些上了级别的官员说买不起房子，则会让民众笑出声来。
另外扯一句，有读者认为，“官邸”应该换一个说法，不然不够走“群众路线”。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在古代，这是万万不行的。据瞿同祖先生考证，古代房屋是有定制的，私人住房的大小、间数式样和装饰，都有定制，不能随意乱用。譬如，厅堂间数有一定的格式，庶人无论如何富有，可以造很多所房子，但规定每一所房子的厅房不得超过三间，五间七间都只有做官才可有。又譬如，瓦兽只限于品官之家，梁栋、斗拱、檐桷，也只有品官才能加以彩饰。房子称谓也不一样。皇家才能称宫殿，亲王才称府，宅弟公馆官员才能用，平民、遮民称家。（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这都是无形福利收益。为这住房有形与无形的收益，又岂有不努力去做官的道理？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