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说道：“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一位台湾的科技史学者也认为，中国“第一千禧之后的三百年（即两宋时期，元代的科技成就基本上来自宋代余绪），所产生的第一流科学家竟占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38%，宋元之际的科技成就可见一斑”。
生活于北宋的沈括，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对天文、历法、地质、光学、医学、数学等领域都有过人的研究，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发现磁针在指南的时候，“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地磁偏角的发现。
他又发现，日月星体为球形，月球并不发光，其光亮来自太阳光的反射：“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梦溪笔谈》）假如不是对大自然的奥秘有着赤子一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恐怕沈括不会有那么新奇的发现。
我们从许多宋代士大夫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好奇心与求知欲，比如朱熹，他自述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子语类》卷九四）今人只知道朱熹是一名理学家，却不知他终生都对探究宇宙奥妙保持着一颗好奇心。我觉得正是这种好奇心构成宋代科技发明的驱动力。
宋朝政府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恰恰相反，朝廷常常对出色的科技发明者给予奖励，如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在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政府还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多种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又实行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成绩为上等者，每月给钱十五贯，中等者给钱十贯，下等者给钱五贯。
地方的州县学校也设置了科学课程，胡瑗主持湖州州学时，便将州学分为“经义”、“治事”两斋，其中“治事”斋开设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四项课程，要求学生“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宋代的书院也有科学课程，一生都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朱熹主张：“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朱子语类》卷一一七）我们以为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教授的仅仅是儒家经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象。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时，形成一座高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宋朝对科技教育的重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中国科技教育的衰落是从元明清三朝开始的，元朝的治理术非常粗糙，不过两宋科研余绪尚未断绝。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朱元璋则对“奇技淫巧”抱有敌意，《明史·天文志》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这一先进的技术因此失传。明初国子监一度还开设律学课，但很快就被踢出课程表，学校不再教授数学课。到晚明时，士大夫群体才恢复了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兴趣，这才有了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出版。但入清之后，清廷又对科技探索采取了压制的态度。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道：“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也许答案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