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上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举行座谈会，祝贺陆谷孙教授从教50周年。会上，陆先生提到前几年教过的一名学生。在那名学生大四的时候，陆先生差点将该生的一门课评定为不及格。最终，陆先生放他一马，给了及格分，令该生顺利毕业，去了某邻国深造。前不久，邻国一名孩子落水，这位“差点不及格”君见义勇为，救了孩子，受到该国高层褒奖，奖状由该国内阁总理大臣亲自颁发，不可不谓之殊荣也。陆先生以此证明“自己看人不准”，“当时没发现这小家伙身上的正能量”。满座闻此语皆大笑。
陆先生提的这段轶事，其实我是人证。因为当时那个学生是先来向我诉苦，陈述自己家庭的种种情况（却没有提到为何考试成绩如此低劣），希望我为他在铁面无私的陆老师跟前先吹吹风。如果当初真的给他不及格的评定，导致其毕业不得，恐怕他就没机会当救人英雄了。
不过，不能因为他今天救了人，得了赏，就倒推回去，说教育不要只看成绩，更要重品德，也不能说品德好的学生，成绩差些无妨。所以，我听着陆先生的自嘲，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该如何看待学生用“软威胁”迫使高校教师弃守“考分关”的做法？
记得我读大学时，有一名比我高一级的学长，有一天突然从自己的寝室搬了出去，据说原因是他比较贪玩，考试门门不及格。又过了一年，我同寝室的一名兄弟也搬了出去，原因同样是贪玩，有一门课补考不及格。至今我还记得，兄弟的家长从老远的外省赶来，在系主任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情，可当时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如今，风气巨变。我也当了老师，教了几年毕业班，可个中滋味却完全和料想不同。原以为（很猥琐啊！）自己对学生手握生杀大权，学生看到我都会敬畏三分，谁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有几次大考刚结束，卷子还没摊开批分，我的手机短信铃声已经响了：“老师，我知道考得不好，可是这场考试真的对我很重要……” 接下来的部分，可以有多项选择：“我妈妈在A国帮我安排好了工作”、“我爸爸等我去B国团聚”、“我男朋友在C国等我生产”等。理由千奇百怪，横竖就是要你无论如何给个及格。有些心气高的，还规定分数不能低于B+，否则成绩单上不好看，影响终身。
另一方面，负责学生毕业的辅导员如察觉到学生情绪上的苗头不对，也会主动来做思想工作。有时，考卷改到深夜，躺下胡思乱想：万一给谁评分低了，他（她）想不开，跑到咱全国高校第一楼上往下那么……我怎么向家长交待？
道理上说，学生岂能以威胁、求情来保障自己顺利毕业？可真的红笔一动，说不定一名促进邦交友好的英雄就给掐灭在了萌芽状态。区区在下，何以谢天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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