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俑
南京江宁上坊出土
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
1995年南京江宁上坊凤凰元年墓出土。
灰白胎。青釉，釉层清亮，施釉不及底，灰白色胎。肩以上部分堆塑各种饰物，颈做四方形状，口沿作成廊庑状，四角各置一角楼，颈上部三面作胜形和三角形镂空。颈壁连四小罐，罐上贴佛像、比翼鸟。以四小罐为界，将颈下层堆塑分成四区，相对应的两区作门楼、立阙，另一区为卧龟趺碑，对应的一区为两个头戴尖顶帽，抱拳于胸前的跪踞胡僧。其间还贴有熊、麒麟等物，碑作圭形，上刻“凤皇（凰）元年立位长沙太守友作浃使宜子孙”，腹部贴有胡人骑羊、朱雀、辟邪、甲鱼、鲶鱼、佛像、螃蟹等，并间有圆孔，肩上浅刻“九月十四作”字一行，在熊头左下方，也刻一行文字，因刻太浅，不可识。
玻璃杯、玻璃碗
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东晋时期的玻璃制品，十分精致。1970年出土于南京象山M7的两件玻璃杯，形制相同。高10.4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2.5厘米，壁厚0.5—0.7厘米。玻璃杯色黄微泛绿，较透明，内有气泡。杯身似筒形，口稍外侈，深腹，至底收敛，平底。杯身磨光，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腹部有七个椭圆形装饰。器形端庄优美，具有异国风采。
1998年出土于南京仙鹤观M6的一件玻璃碗。高7厘米、口径9.1厘米、厚0.1－0.15厘米。玻璃碗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气泡。直口微敛，束颈，弧腹，圜底。肩腹有三组极浅细和弦纹，腹及底部有四周磨光的竖长椭圆形花纹，其中第三、四周之间还有一周七个横长椭圆形纹饰。纹饰简洁明快，特别是运用椭圆形大小错落的变化，组成花形图案，使器形更显得端庄秀美，别具一格。
出土于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地的玻璃碗，高7.8厘米、口径8.5厘米、腹部最薄处仅0.2—0.3厘米、底部最厚处为0.5厘米。玻璃淡蓝色，透明度高，圆唇，敛口，束颈，球腹，圜底稍内凹。有20条磨刻的线隐隐隆起从底部延伸到碗下腹部，似为花瓣形装饰。出土时它承托在一件高3.7、口径11.5厘米的圜底银碗中，足见墓主人对它的珍爱。
这几件玻璃器皿的主人都是当时身份显赫的人物。南京象山是琅琊（今山东临沂市北）王氏的一支——尚书左仆射王彬的家族墓地所在。琅琊王氏从西晋太保王祥以来，直到梁陈之世都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主要豪族。随葬玻璃杯的7号墓位于象山西麓的半山坡上，据专家考证属东晋早期，其墓主人为王彬的次兄王廙之墓。王廙生前地位十分显赫，官至荆州刺史、平南将军、武陵侯，死于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随即“丧还京都”，葬于建康（今南京）。仙鹤观M6的墓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崧的父母高悝夫妇。高崧，字茂琰，广陵（扬州）人，曾任侍中（皇帝身边的近侍重臣，官三品，秩二千石）等职，据《晋书·高崧传》记载，其父高悝，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丹杨尹作为京都建康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地位十分特殊，位次九卿之下。光禄大夫亦多为在朝显官加赠，位在诸卿之上，史书即载高悝“遂历显位”，“备位大臣”。南京富贵山是当时东晋帝陵的所在地，虽然该墓从墓葬的结构和规模来看可以排除帝陵的可能性，但该墓出土包括青瓷、金、银、铜、铁、玉、石、玻璃、琥珀、炭精等各种质地的器物60余件，而且制作精美，不少器物很罕见，绝非当时一般贵族和官僚所能享用，
这几件玻璃器有着浓郁的异域玻璃器的风格。公元三至七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时期，一般将它们称为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在继承和发展玻璃工艺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些玻璃碗、玻璃杯的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花工艺是萨珊玻璃风格。通过对其残片成份的检测，玻璃属钠钙系统玻璃，不同于中国的铅钡玻璃。与国内同期发现的同类玻璃一样，都是萨珊玻璃的典型。
玻璃杯和玻璃碗的出土是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和收获。是六朝时期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四件玻璃器都出土于当时的东晋建康都城，说明都城的重要地位。它们为我们研究东晋时期的经济状况，中外交通史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陶俑
南京南唐二陵出土
二陵共出土陶俑190件。其中钦陵136件，顺陵54件。俑高40～60厘米不等。系用羼有细草的含细沙黄粘土模制，然后塑出衣纹及口鼻等细部，烧后再加饰粉彩，有的还附有金属头饰。虽已剥损，但仍可想见当年之富丽精致效果。陶俑有内侍、宫官、宿卫、伶人、舞姬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服饰、动态各异。立俑有男女两种，皆广袖长袍，双手笼袖。女俑多高髻盛装，表情肃穆，变化较少；文、武持物俑及宫女，分持笏、书卷、剑、盾等物，表情、动态变化较多。钦陵出土之伶人俑及舞蹈俑最为精采，男伶皆戴幞巾、穿长衣、束带，有须；面部表情鲜明生动，有的皱眉挤眼，有的插科打诨，有的瞠目惊异，有的憨态可掬。男女舞蹈俑或活泼奔放，或优雅含蓄；动作幅度较大，有的顿足踏节，有的扬袖斜身，衣纹刻画洗练而富于变化，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南唐宫廷歌舞生活的景象。此外，尚有人首蛇身、人首龙身、人首鱼身等形象诡异的陶俑，系用以镇墓辟邪。动物陶塑则有马、狗、鸡、狮、骆驼等。
南唐二陵陶俑无唐俑磅礴豪放之气势，人物形象的塑造追求沉静、幽雅、妩媚的风致，已开宋塑写实之风。五代时，南唐地域富庶，战乱较少，在十国中一度较为隆盛，艺术创作活跃，二陵的石刻与陶俑正代表了这一时期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
官窑盘
南京中央门外张家洼明代墓葬出土
据发掘墓志和《明史》卷一三三列传二一记载，汪兴祖，庐州巢县人，生于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死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其父张德胜随朱元璋渡江南进后，于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六月和陈友谅的一次战斗中战死。汪兴祖继承父职，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十余年，在推翻元朝和建立大明王朝的活动中，立下战功，官至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死后赠东胜侯。因其战功显赫，明太祖朱元璋对他辞世“嗟悼久之”。据此专家推测，在他的墓葬中能陪葬如此丰厚的器物，可能是朱元璋特赐之物。
细赏这几件南宋官窑瓷盘，无论是造型、釉色、还是精美的纹片都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这种巧妙的运用瓷器制作中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出现的纹片现象作为装饰瓷器的特殊手段，并通过工艺控制纹片的大小和疏密，使之纵横交错，如丝成网，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制作出精美的宫廷瓷器专用品，这是中国瓷器美学中的重大突破。美丽的纹片和它端庄敦厚的器型,柔和流畅的线条, 肥厚莹澈的釉层;幽雅的色泽、如玉般的质感,使瓷器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弥足珍贵。
吉州窑黑釉瓷瓶
吉州窑鹤鹿纹瓷执壶
南京宏图上福园出土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
缠枝牡丹纹玉梳
考古人员重点对西侧墓室进行了清理。木棺内浸泡着黑色的棺液，棺内有一具人骨，经鉴定为一老年女性。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包括：玉器、玻璃、水晶、玛瑙、琥珀器。其中玉器数量最多，一对玉梳，造型玲珑秀美，雕琢精致，是目前出土的宋代玉器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这对南宋牡丹纹玉梳，是南京地区迄今发现中，保存最完好，雕刻最精美的玉梳。玉梳以和田玉制成，整体呈薄片状，长13.7厘米，宽5.1厘米，厚0.3厘米。梳子呈半月形，大小与成年人手掌差不多。梳齿制作规整，在仅1厘米宽的梳背上采用透雕工艺细致的琢出三朵盛开的牡丹和两朵含苞待放花蕊，其间辅之以缠枝叶，构图疏朗雅致。镂空最细的地方，只有2—3毫米，显示出工匠高超的琢玉技巧，代表了南宋时期琢玉水平。
石井栏
铜水闸
该水闸结构紧密，构思设计精巧，形制旱见，是沟通城内外的地下排水设施。
金发冠
牡丹形金饰件
1979年南京江宁殷巷沐昌柞墓出土
嵌宝石刘海戏金蟾金饰件
1979年南京江宁殷巷沐昌柞墓出土
莲花形金饰件
金饰件
金发簪
金手镯
镶金座荷鹭纹玉饰件
“炉顶”即香炉盖上的捉手，其名称来自史籍记载，明人高濂在其所著的《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中，就已提到自唐宋以来所制玉器中就有了“炉顶”的称谓。这种器物在考古发现中从宋至明都有出土，传世品也屡见不鲜，其中以元代器物最多，雕琢最精美。早在1952年，上海青浦区北庙村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任明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玉荷鹭纹炉顶，1992年发掘的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天、地宫内更是出土了一批数量达11件之多，时代由南宋延续到明初的玉炉顶，纹饰除荷叶鹭鸶外，还有鸳鸯莲荷、双螭抱石、秋山（山林群鹿）等。综观这些玉炉顶，纹饰大同小异，雕工精粗程度参差不齐，使用的玉材也林林总总。任明墓玉炉顶的外形与我馆的这件十分相象，镂雕技艺堪称巧夺天工，惜乎玉质普通，只是一般的青玉，如从材质美的角度来看，它的观赏价值不免要打点折扣。相比而言，我馆馆藏的这件镶金座荷鹭纹玉炉顶，玉材选用上等新疆和阗玉，玉质洁白细腻，毫无瑕疵，仿佛罩着一层薄薄的玻璃质，显得温润晶莹，灿然生光。大概是因为这件玉炉顶实在太精美了，令人爱不释手，它的某一任主人又为它配上了特意打造的金质莲花座，成为一件纯粹的陈设玩赏器。这一现象表明，元代本为器物捉手的炉顶，由于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使用价值，故到了明代文人手里，有的已经被改制成纯玩赏性的艺术品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明代被称为炉顶的这类器物，已经未必都一定是作为鼎彝炉盖上附属物的实用器，这是由该器物本身的艺术层次所决定的。
该器1958年出土于南京炸药厂，后上交到南京市文管会，由于并非来自科学的考古发掘，当时同出了哪些器物，有无墓志，也就不得而知了。从该器的雕琢技法及作风来判断，当为元代作品。
双螭玉杯
陶仪卫俑群
吴经墓出土
仪卫俑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类别，地位显赫的贵族大都使用仪卫，文谓之仪，武谓之卫，在死后也会相应使用符合其职位的鼓吹仪卫，以彰显其重要的身份，因而仪卫俑的流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秦始皇兵马俑是随葬仪卫俑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之后在南北朝时期，其形制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北方地区皇室大墓中甚至会随葬几千个仪卫俑，模拟出墓主人声势浩大的出行场面。明代以降，只有少数的王公高官墓中随葬仪仗俑，如已发现的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墓、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等，俑群数量多的也达四五百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南京一座明代墓葬里亦出土了百余件陶质仪卫俑，可以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时间追溯到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市中华门外大定坊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随葬品如此丰富和重要，人们纷纷猜测这究竟是谁的墓葬呢？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和研究，这座墓葬的面目逐渐地清晰起来。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是司礼太监吴经，江西馀干人，从小就选入宫中做太监。到了武宗（正德）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初时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递升为御用监太监，镇守山西。御用监为十二监之一，是明代宫廷内专司造办用品的机构，下设里外监把总、典簿、掌司、写字、监工等员，主要是掌办宫廷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以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史料中对于吴经的记载很少，《明史》里曾提到他滥用职权、得罪充军之事，世宗皇帝（嘉靖）即位后整顿前朝宦官之害，吴经被发配到南京孝陵卫充军，之后一直就在南京司礼监分司任闲职。司礼监也是十二监之一，主要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吴经生活在明中期太监擅权之时，位高权重，其随葬品必是极为珍贵之物，其中的仪卫俑更是个个独具神采，堪称精品，反映了明代中叶陶塑工艺的技术水平，是为数不多的明代陶俑的上乘之作。
这批陶俑出土时已被扰乱，彩粉已剥落。经考证，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书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
陶马与马夫俑：马高13.3厘米，长14.9厘米，马夫高17厘米。这种陶马较其它陶马高大，身披缨络装饰。马夫头戴毡笠，身穿右衽窄袖长袍，一手叉腰，一手作牵马状。在这组仪卫俑群中，这匹马应当是墓主人的坐骑。按明朝制度，轿夫、伞夫等舆夫所戴毡笠颜色为红色。
书吏俑：高17厘米，戴四方头巾，穿右衽带褶长袍，宽袖，双手拢于胸前。书吏为文官俑，与武官一同组成仪卫队伍，所谓“文为仪，武为卫”，体现出墓主人的威仪。方巾在明朝又称“四方平定巾”，取四方平定之意，为士人和各衙门令史、书吏等所戴。
内臣俑：高17厘米，戴纱帽，穿圆领带褶长袍，宽袖，右手抬起，左手垂立。内臣，又称内官，即太监。按明朝制度，内臣戴纱帽，明朝中期也有戴梁冠的。
仆从俑：高17厘米，戴毡笠帽，穿右衽齐膝带褶短衫，脚穿长靴，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呐喊开道，他们为一般身份的随从。
骑马甲士俑：通高20厘米，戴盔，披甲，双腿跨坐马上，手执兵器，担负护卫职责。
骑马近侍俑：戴六瓣帽，穿右衽窄袖长袍，双腿跨坐在马上，手持盘钵。近侍即贴身的各种执事侍从。
骑马旗仗俑：通高20厘米，戴毡笠，穿右衽窄袖长袍，双腿跨坐马上，后持旗仗。旗仗用铁金属制成，因腐蚀而不能细辨。
骑马吹鼓俑：通高20厘米，戴六瓣帽，穿右衽窄袖长袍，双腿跨坐马上，作击鼓和吹喇叭状。
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仪仗俑群并不鲜见，而墓主人身份为太监者只有吴经一人。这批陶俑再现了墓主人吴经生前的显赫地位和权势，凸显出明代中晚期宦官当道的荒诞不经的一幕，也为研究明代中晚期的礼仪制度、丧葬习俗、服饰式样以及雕塑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丰富、形象的实物资料。制作者采用细致入微的雕刻手法塑造俑群，说明作者对事物有着深入的观察，而每个陶俑各不相同，简洁明快的雕刻线条，栩栩如生的人物表情，又表现了很高的艺术审美能力与雕刻技巧，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非同一般的迷人魅力。这批仪仗俑的穿戴服饰，因身份不同而各有特点，为研究明代服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镶金托二龙戏珠纹琥珀饰件
1987年南京邓府山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
长5.7厘米。重29.5克
大报恩寺塔琉璃构件
1958年的南京，人们仍沉浸在大炼钢铁的狂潮中。城南窑岗村的村民为了修筑炼钢炉，在眼香庙附近取土的时候，意外地发掘出一批极其精美的琉璃构件。2008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对窑岗村琉璃窑遗址重新进行考古发掘。同样收获很大。这些琉璃构件均为陶质，上面施有黄、绿、赭等釉彩。因为釉层较厚，看上去流光溢彩，有着非常强烈的玻璃质感。这些光彩夺目的琉璃构件上，还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
龙纹的琉璃砖，长58厘米，款47—43厘米。呈扇形，由两块拼装而成。上面雕刻的龙，是行走状态的四爪龙，你看它圆目长角，口衔莲花。下颚长须，背部有鳍，花叶形尾，显得强劲有力。
飞天纹琉璃砖，长60厘米，宽45厘米。浮雕着一名美丽的飞天。飞天即歌舞的仙人，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的歌神和乐神。飞天人首蛇身，双手合十，脸庞饱满，目视远方，在卷草纹的衬托下，显得庄严而圣洁。
白象纹琉璃砖，长50厘米，宽47厘米。浮雕着一只白象。白象卷鼻长牙，看上去非常健壮，它的尾巴下垂贴在腿侧，身上背负着莲座，正目视前方缓缓前行，背后同样衬着卷草纹图案。它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护法神的仆从和骑乘。
飞羊纹琉璃砖，长51厘米，宽47厘米。浮雕着一只飞羊，飞羊双肋生翅，前蹄腾起，好像要跃然飞起似的。飞羊的形象前所未见，也应该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护法神的仆从和骑乘。
狮纹琉璃砖，长43厘米，宽48厘米。浮雕着一只雄狮，狮子双目圆睁，凸鼻露齿，蹲伏远望，让人望而生畏。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狮子是护法神。
根据文献记载，这些不同纹饰的琉璃砖均为宝塔每层拱门上的建筑构件。据史料记载，大报恩寺琉璃塔高约78米，共九层，呈正八边形。遗址位于中华门外古长干里，是明代南京三大寺院之一大报恩寺中最重要的建筑，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琉璃砖瓦作为建筑材料用来修建宫殿，是从北魏时期开始的，从那时起，琉璃就一直被看作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材料，只有皇家建筑才能使用。大报恩寺琉璃塔，使用琉璃砖瓦，正体现出它与皇家的密切关系。据史料记载，这个寺院是明成祖朱棣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建造的。
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最初被封为燕王，1399年起兵攻入南京，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朱棣登上帝位后，为安定人心，表示自己身份的正统，朱棣便决定在公元1412年修建大报恩寺以及琉璃塔，为的是纪念母亲马皇后。
然而，大报恩寺修好后，寺庙内的一座正殿却大门紧闭，禁止百姓出入，里面供奉着什么，谁也说不清。明代《南京太常寺志》曾记载，“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碽妃，是朱元璋的一位妃子，这段记载意思是说，碽妃才是明成祖朱棣的亲生母亲。据说，碽妃生下朱棣后不久，便再次怀孕，可惜怀胎不足十月，便早产了。朱元璋于是怀疑碽妃与人通奸，赐她以“铁裙之刑”。受刑时，碽妃穿上一种铁制的裙子，被火烧烤而死。为了报答亲生母亲碽妃的生育之恩，朱棣登上皇位后，特意修建了大报恩寺和琉璃塔。他所声称的“为了感谢马皇后的养育之恩”，只不过是出于政治目的证明自己出身正统的一个幌子。
朱棣倾全国之力修建大报恩寺和琉璃塔，前后共花了17年的时间。遗憾的是，朱棣到死也没能亲眼看到琉璃塔修建完成，直到他的孙子朱瞻基当皇帝后，琉璃塔才算完工。建成后的报恩寺琉璃塔，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塔共计九层，塔形为八角形，每面都有一个拱门，每一层八个拱门，九层共72个拱门。这些拱门四实四虚，隔层错开，全部由各种图案的琉璃砖构建而成。
这些琉璃构件看上去都非常的新，甚至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有些琉璃构件的边角上，还写有墨书，写有编号一类的字样。据说，当年朱棣为了修建琉璃塔，召集了大量了琉璃匠人，在宝塔山外的窑岗村一带设立了七十二座官窑，烧造建塔所需的大量琉璃构件。据说当时烧造琉璃工艺非常复杂，正是意识到琉璃烧造的难度，朱棣才令当时的琉璃工匠烧造了三份，一份用于塔上，两份埋入地下，以备将来损坏时就可以根据构件的编号，从备份库里找出相应的构件安装上去。根据考古结果推测，这些未经使用的琉璃构件，可能是当时烧造的备份琉璃构件。
这么雄伟壮观的一座琉璃宝塔，在1856年的时候，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中。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这一组漂亮的琉璃构件，来领略它当年的辉煌与壮丽。
民国馆，设计比较有感觉
南京民国建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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