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红旗歌舞团恐怕是来中国访问演出次数最多、也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一个外国艺术团体了。今年新中国六十大庆,又是中俄建交六十周年,红旗歌舞团第八次访华。
红旗歌舞团第一次来中国是1952年11月,在上海演出的地点是文化广场。当时我刚高中毕业不久,满场一千多名观众,绝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随着豪迈雄壮的颂歌和进行曲而热血沸腾,又随着真挚优美的抒情歌曲而心旷神怡。第一次身临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们把手掌都拍红了。红旗歌舞团带来的《海港之夜》《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广播歌选》上发表,同时也很快流传到全国。第二年,19岁的我译出了第一首苏联歌曲,也发表在《广播歌选》,从此走上了译介和研究俄苏歌曲的道路。回想起来,正是红旗歌舞团的那场演出促成了我一生钟情于俄苏歌曲。
红旗歌舞团第二次访华演出是1965年。当时中苏关系已 “剑拔弩张”。在上海的演出地点是市府大礼堂。那次演出不对外卖票,观众都是经过审查的,场内气氛凝重,大家被告知不能随便鼓掌。因为观众大多不懂俄语,万一歌舞团演唱“反华”歌曲呢?于是观众们必须紧盯场内几个特殊“角落”——只有那儿响起掌声,大家才敢拍几巴掌。在这种气氛下看演出,自然谈不上艺术享受。幸好,红旗歌舞团也很“知趣”,演出曲目尽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
第三次访华已是1997年了,当时国内正掀起一波“俄苏歌曲热”。演出前,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陪同我在歌舞团下榻的蓝天宾馆会见了团长索莫夫上校和政委菲奥多罗夫中校。我看着节目单问索莫夫:“歌舞团有32年没来中国了,难道32年内没有出什么好歌吗?为什么这次演出的都是五十年代之前的老歌?”索莫夫回答说:“曲目是你们中方提出的。”
晚上,我坐着他们的大巴进入后台,然后从运动员上场的那条通道直接进入内场。我发觉场内观众根本无法越过纠察线直接上台献花,而我在内场近水楼台,我既是苏联歌曲的译者,又代表热心的观众去向歌舞团献花,不是更有意义吗?于是我向主办单位提议,在歌舞团谢幕时,我要上台向演员献花致敬。主办单位觉得主意不错,谁知向歌舞团通报后,索莫夫上校当即说:“怎么能让薛范同志来给我们献花?是他在传播和推广我们的歌曲,使俄苏歌曲在中国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让我们向他献花才对。”于是,在演出结束时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的场面:在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他们邀我上台,然后指挥家、两位独唱家、合唱队长、乐队长和舞蹈队长分别向我献了花。我左手抱着6捧花束,右手和男高音施介夫察高举紧握的手——这一珍贵的镜头(见图),就是新民晚报的摄影记者拍下的。
第四次访华是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和中俄建交50周年。当时我正在北京。白天在北京饭店接受“中俄友谊奖章”,晚上去北京展览馆观赏红旗歌舞团的招待演出。那天的演出曲目,依旧是五十年代的老歌,我已经没有感觉了。第二天,在俄驻华大使馆的招待宴会上,又遇见了索莫夫上校和男高音施介夫察。我又一次表示了遗憾:为什么尽唱些老歌?索莫夫上校抱歉地回答:“我们准备了新曲目,但是你们中方不要,现在的曲目也是你们中方圈定的。”不过,那天在大使馆,我们总算欣赏到了俄罗斯歌唱家唱的许多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感人的新歌。
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们的演出。前两天,北京的朋友来电,说起歌舞团第八次来演出,曲目依旧几十年未变,大家都提不起兴致了,我很想找到那个“你们中方”的主办演出公司,请他们高抬贵手,给红旗歌舞团松松绑,让他们带些新鲜的精神食粮来,让我们重新激动一番、感动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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