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玉桃
来自兴国乡贤汇原创散文
脚手墓（下）
一一作者题记
三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初春，茶岭村中走来一位白发老太太。老太太看上去70多岁年纪，每遇比自己年长者，她就走上前去打听当年红军总医院的事。很快，小小的茶岭村就传开了，说有位老人来这里要找当年埋葬在这儿的一只脚。
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的那位姑娘，她叫秀姑。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这样叫她。
在那个风雪之夜，秀姑跟随抬走她心上人的红军战士来到了红军总医院本部。红军总医院领导了解情况后将她安置下来。在茶岭，她度过了难于忘怀的60余天，当然 ，这60余天里，她忙得几乎日夜不歇。每天，不是替伤残战士换洗衣服，缝补破衣烂裤；要不就到总医院本部打扫卫生，协助医护人员清洗伤病员的伤口。只是，不论多忙，多累，每一个白天黑夜，她至少5次来到心上人的面前，替他清洗伤口，消除毒液，帮他擦洗身子，喂给由她自己亲手煎熬的清凉解毒草药汤。在她的精心照管下，心上人的截肢伤口好得很快，竟奇迹般地在三个月里就可拄着拐杖下地。
若不是母亲亲自找来硬拽着要她走，她是不会这么早就离开心上人的。她本想一直就这么下去，呆在红军总医院，呆在心上人身边，就这样照料着心上人，照料着受伤的其他红军战士。她甚至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红军首长，坚决加入红军队伍，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永远陪伴着心上人，到地老，到天荒。可是，1932年的春天茶岭村暴发了历史上第一场牛瘟。这疫情来得突然，来得莫名其妙，只有两天时间，茶岭村所有耕牛统统流鼻血、拉长稀，焉头耷脑，来不及抢救就在发病48小时内倒地身亡。
这一场牛瘟给红军总医院领导敲了一记警钟，红军总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各家各户进行消毒处理，做好预防蔓延措施。牛瘟病像夏天的一场雨，说来就来，说走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但听到茶岭发生牛瘟消息的母亲却急急从家中赶来，哭求着拉她回家。她是多么的不忍心离开心上人，一百个不情愿离开红军总医院啊！一边是哭求的母亲，一边是自己的幸福前程。虽然决断不下，虽然依依不舍，但自小孝顺的姑娘，最终只好依了娘亲，在心上人“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娶你”的誓语里，在滂沱泪雨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心上人，离开了茶岭。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国民党很快占领了她所在的村庄，封锁了出入兴国县城的道路。秀姑心急如焚，却又万般无奈。那年金秋，秀姑听到一些风声，说红军很快要开拨到前线，进行战略大转移。她拿上两双新纳成的鞋垫出发，一次又一次欲前往茶岭，她甚至想，如果有可能，自己还是要偷偷随心上人去前线的，然而竟没有一次能穿越乡境。
她家离兴国县城很远，算上山路，有80余华里，姑娘一次次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回。红军长征后，漫长岁月里，父母和亲朋戚友多次为她介绍对象，可她一次一次以死抗争。她明确告诉父母：她要等到她心上人回来，她心上人一定会回来，会回来娶她的！
这一等，就是15年。
1949年8月，苏区模范兴国县解放了！阴雨散尽，太阳出来，苏区人民个个精神焕发，额放毫光。此时的秀姑已不再青春，岁月吹皱了她脸上原本光洁的皮肤。可她的心依然年轻。姑娘以为心上人要回来了，这一天，她听说当年的红军子弟兵要返家乡，便提前一天从村庄出发，住到了兴国县城。她要亲自去等侯她的心上人，去迎接她的心上人回来。
一夜无眠。次日，解放军队伍果真开过来了，浩浩荡荡的人民子弟兵，一个个显得英姿勃发，神清气爽。她站在迎接部队的队伍中，一双眼睛巴巴地张望着。欢迎子弟兵回家乡的口号声、锣鼓声震天格响，她生怕自己的眼睛不够用，她一点一点地挤，终于挤到了最前排，她右手举起特地带来的鞋垫，使劲的舞动，心想：心上人即使一下没有认出她，但对她纳的鞋垫会格外留意吧！
等呀等，盼也盼，队伍过完了，她仍未见到那张熟悉的脸。她急了，赶紧跑到队伍的前头，拽住一个红军战士，然后大声说出心上人的名字。对方摇摇头，说不认识，要她再去问问其他官兵。她松开手，又拽住一个子弟兵重复了一遍，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最后，她只有跑到前头，拽住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解放军首长，问他的队伍里有没有她的心上人，首长念了遍她说出的名字，摇了摇头。姑娘的脸刹时暗淡了下去。首长停了一下，大声说：“姑娘，也许，您要找的人还留在前方部队吧！”
明知心上人也许永不回来了。如果在世，全国解放了，就一定会回来。但她仍然将首长的话告诉村子里所有关心她的人。她等呀，盼呀，她想为自己找一个寄托！
青丝，就这样渐成白发。
她一生未嫁。一生，再也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好过。
数十年的光阴，就在思念的独自快乐与生活的不如意中苦熬着。支撑她的，便是那枚枚花针，那根根彩线。睡不着的晚上，辗转难眠的漆黑之夜，她就点一盏灯，从箱底取出鞋底来纳，取出鞋垫来绣，光阴，在棉线的往返穿梭中老去，似门前的流水，刹那间就流逝而不见了踪影。每一刺入鞋底和鞋垫的针，都给她的心穿上一回孔，这一个个针孔，眼睛无法看见，它被日子遮盖着，被生活淹没着，只有到了闲睱才突地显现出来，才疼痛。
数十年来，她白天黑夜地劳作着，不肯使自己有些许的空闲。“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她听侄子小时候念过这两句诗，后来，她又听侄孙也念到过这两句诗，猛然之间，她觉得自己老了，岁月不知轮回多少个春秋，在无数个时空替换中，自己曾多少次听到花落感觉到山空？
或许，自己也说不清。
捻针穿线的拇指和食指，在暗暗苦下的阵阵力道中，磨起了茧。茧厚了，痛也就不再有感觉了，像她思念那个人的心，也不再痛。不痛了，有时甚至叩问自己，是麻木了么？可每一个春天的雨季来临，她总要立于门前，望着山外，山路蜿蜒，起初，路是田间小径，后来，是山间大道，再后来，大道铺上了水泥，变成了车来人往的公路。几十年间，她不知道眼前出现多少次幻觉，幻觉中，那个高大而英俊的人正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她张开臂膀，欲上前拥抱，然而，幻觉顿逝。醒来，摸摸脸上，总有一丝湿湿的。是泪？或是口水？
春天与秋季，总能勾起人的离愁。春雨与秋雨一层一层地下着，她的心也一层一层地凉着，像揭去盖渐渐凉去的蒸笼床。
人啊，说老，也就真老了，只眨眼功夫，当年的姑娘，我们这里叙述她时，就只能用老人来替代了。
四
20世纪80年代末，打工潮涌动中国，连大山深处的年轻人，也纷纷走出大山，奔向都市。老人的侄孙女，也在高考落榜后一气之下跑到了深圳，成了一名打工妹。
我的那位女同学，她实际上只与我同学了两年，而且还是初中时期的同学。初中辍学之后，由于家庭贫困，我便到附近的万安、泰和搞副业。其时，“打工”一词还没出现。待到三年之后，我抓住机会去了上海打工，此时，她高考落榜去了深圳，由是，我们彼此间有了通信。正因为如此，我对她打工后发生的一些故事，便有了个大体的了解。
那位漂亮女同学有一副柔润宽广且甜美的好嗓子，我们那个山村居住的全是客家人，山山岭岭，密密茂茂长着木梓树。每年秋分、寒露季节，便是农家人采摘木梓的时节。摘木梓时，男人妇女、老人小孩齐上阵。这个时候，这山是人，那山也是人；这树是人，那树也是人。８０年代全国分田到户之前，田是集体的田，岭是集体的岭，木梓也是集体的木梓。采木梓时，男人上树摘，女人也得上树摘，男娃子在树下捡，女娃子也在树下捡。成熟或将熟未熟的女孩，昂起了头，胸前就山峰突起，秀桃诱人，男人像猴子想上前摘一个，却怕被人打断手，于是唱起了调情山歌：
“哎呀嘞，今年老妹十五六，
嫩姑（奶）起了南瓜督；
有心上前摸一把，
又怕老妹针来督（刺）。”
我那女同学自小就胆子大，大人唱什么山歌她也跟着唱。山歌是山野民间艺术，主要用来调节生活情趣和抒发内心情感，因此每一首山歌几乎都带荤。而她从来不忌讳，荤也好，素也罢，听什么唱什么，日久年深，成了个能出口成章见什么唱什么的靓妹子，人们都称她为“小曾子贞”。据说，为鼓动苏区人民参军参战，苏区革命时期，兴国便采用山歌形式搞发动宣传，那时兴国出了个“山歌大王”曾子贞，这“山歌大王”还是毛泽东亲自封的呢！
刚到深圳打工时，正是深圳打工作家安子大出风头和《外来妹》电视连续剧火爆的时候，深圳那边企业也很注重企业员工文化及娱乐生活，有一年国庆她所在公司搞了台文艺晚会，她在晚会现场高歌了几首兴国山歌，悠扬婉转的歌喉，博得阵阵掌声经久不息，晚会结束，她获得演唱类一等奖，获奖金５００元，５００元钱几乎是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我的同学非常高兴，破天荒第一次通过长途电话打到我所在企业的厂长办公室。
但接下来更出乎她意料的是，她的老板在她与我通电话的时候，竟然亲自来找她，说要请她吃宵夜。其实，晚会结束才9点多，吃宵夜只是一个借口，最主要的是老板无意间看到了她的一双精致漂亮且充满艺术味的鞋垫。老板虽然是香港人，但老家却是广东梅州，就是说，老板也是典型的客家人，年幼时，也是个爱唱山歌会纳鞋垫的客家妹子。老板看见她的鞋垫，童年的许多往事就复归到了记忆中。
老板与她面对面坐着，话题就转到了她的鞋垫上。老板用赞叹的语气称赞了她纳鞋垫的手艺，并指着她鞋垫中“高山有好水，平好有好花”说：“妹子，你小小年纪，就恋爱了吗？有男朋友了么？”，我同学就脸红了。若干年后，她在与我讲述这段故事时她说：“我当时就想到了你。不过，在我们老板没这么直接问我之前，我从没往恋爱方面想”。
同学愣了一阵后，就跟老板谈起了她学纳鞋垫的过程，她含着泪讲述了姑婆的故事。她的叙述娓娓动听，感染了老板的情绪。老板说：“妹子，你能带我一同去看你的姑婆么？”同学当然乐意，翌日，老板就开了专车出发了，当晚驱车到了兴国县城。在该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老板终于看到了那位70多岁的老人，这老人，当然就是本文主人公秀姑。
老板特地为秀姑买了一束鲜花，一瓶进口香水，还有一支唇膏。老板对我同学说：“妹子，你姑婆的故事很感动人，很传奇呀，你姑婆的人格力量令我敬佩，我要带上这些礼物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姑婆在女老板一颗虔诚之心的感染下，第一次领着外人进入她房间。当打开她珍藏了数十年的木箱时，一眼看去，呵，足足八大箱的布鞋和鞋垫！每一双布鞋都是新的，纤尘不染；每一双鞋垫都绣纳着那两行字：高山有好水，平好有好花。不再年轻的女老板看着这双双布鞋、鞋垫，听着姑婆回忆当年茶岭红军总医院发生的一幕幕，泪水，禁不住涮涮而下。
女老板在村子里住了三天，她在村子里租了栋民房，并拿出三万元人民币开办起了一家鞋垫手工绣纳厂，请姑婆当了厂长，还为姑婆家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厂里的工人，全部由留守在村里的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组成，她们最善于绣纳鞋垫了，一旦鞋垫达到３０００双，姑婆只须拨一个电话，女老板就会让她的司机带了我同学直奔村子取货，每双１０元，付现金。不几年，村庄的每户人家都摆脱了贫困，有的渐渐富裕了起来。
秀姑的生活，也渐渐走上了小康。可秀姑依然勤劳和节俭，她仍就穿着朴素的衣裳，还是少言寡语，但脸上多了份淡定与从容。
五
１９８９年，年近８０的秀姑选择一个春天的早晨出发，她先坐车到县城，在县城又租了一辆车直达茶岭，她是要来完成一个心愿的。
每逢老人，她就要打听茶岭村的脚手墓，这一言行举止，很快引来村庄人的围观，同时，也引来一位更老的老人。
这个拄着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耄耋老人来到秀姑身边，站定，仔仔细细打量她一番后，开口就问：“你是来找那只穿了新布鞋和新鞋垫被埋葬了的那只脚？”秀姑一愣，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位老人，激动地问：“你，你怎么知道？”老人像是松了口气，悠悠地说：“还记得当年那个从你手中要过那只脚的招呼兵吗？当年埋葬那肢体的人就是我呀！”
老人似乎陷入了对当年的回忆。良久，老人喃喃着说，人生几十年了，最令他感动的一幕，就是当年看到那位红军战士残废的右脚截肢后被姑娘捧在胸前小心翼翼穿鞋的情景。老人是茶岭当地人，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过一、二、三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土城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十余起。“一至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牺牲了多少兴国子弟兵啊！”老人说着，双手撸起裤管，在他的右大腿处，有一块极大的疤痕。“是拼刺刀时被敌人给刺的。”
接着，老人将他当年在红军总医院新屋上截肢室看到的一幕，绘声绘色描述给围拢上来的人听。老人对秀姑说，当天黑之时，我看着你远去的背影，眼泪都忍不住要流下来，当时，我多想对你说上一句安慰的话呀，可我知道，你是个异常坚强的人。当时我就有种预感，冥冥中觉得，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再来找那只脚，找那双鞋，你的那份情感，太沉重啊！因此，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能清晰地记起它葬在哪个地方。
听着老人平静而缓慢的叙述，秀姑早已泪流满面。
无声的泪滴，感染着旁边的围观者。忽然，不知谁发出了啜泣声，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哭泣声。小小茶岭，哭声回荡，久久不息……
1989年冬，冰封大地。
兴国下起了20世纪一百年中最大的一场雪，零下七摄氏度的寒冷空气，将积雪全都冻成冰坨。茶岭通往外界的两条大路，由于一面靠山一面临湖，山崖峻峭，湖水深幽，因此再急的事情人们也不敢冒着生命危险走出茶岭村。
白雪皑皑，大雪覆盖了那座刚刚封碑的大型坟冢。
那坟冢，高足一丈，偌大的蒙古黑石碑上，空荡荡的，没有只言片语。这是一座无字之碑，人们习惯称它为脚手墓。
脚手墓内，足足葬着10担骨头。
……
从春天开始，脚手墓就开始了。提议建此墓的当然不是政府，不是有钱的大老板，而是那个年近80岁的老太太秀姑。秀姑春天去茶岭的目的，就是要把像心上人一样在这里丢失的肢体进行重要新安葬。秀姑一下子拿出3万元钱，委托了几个身板还硬朗的中年，请他们周全此事。
应承下来的村人，先是选墓址。客家人最讲究的就是风水了。兴国县的三僚村，被人们称为“中国风水地理文化第一村。”这里是堪舆祖师爷杨筠松收徒授业之地，从三僚出去的风水先生，自从改革开放后就一股风地卷席了闽、粤大地和港、澳、台和新、马、泰。“赣州先生”的名气在世界堪舆界首屈一指。这个名师辈出，从这里诞生的国师廖均卿还堪定过长陵、故宫等宏伟建筑，小小村庄有从事堪舆业者成百上千。茶岭村中的几位中年人便特地请来了三僚村中年龄最长的廖先生，先生经过两天踏看，堪定了一块风水宝地。但先生定下穴后说，此墓，乃“天女散花”形，此种形墓非常罕见，也许，只有此种群葬肢体的形式才最适合。先生定下的日期是农历12月初，这日子离立春这个节气很近。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日子从容地走着。筹建巨墓的工作也从容地往前推进。先是选择一个背阴向阳的地方，挖一个地窖，每有空闲，几个中年人就在村中仅剩的几个目睹过红军总医院的老者的指点下，在村子四面山坡寻找脚、手骨头。
50多年过去，那些当年就很简陋的脚手墓，早已痕迹无存。尽管了无痕迹，但老人们说：“这样的坟墓很多啊，解放初期，村子中的人自发地捡过一次筋骨，进行过一次统一安葬，但那次主要挖捡的是全尸墓和一些比较集中的脚手墓。那些散落四面山岭旮旯的肢体墓，有时匆忙，仅仅打了一个猪兜窝埋了，这种墓，不容易找呀！”
几个中年人听着，心痛痛的，他们都曾历经过肢体的疼痛啊，比如上山劈柴时，劈到了腿上；挑重担下田堪时，拗伤了手腕；还有扛木头时，不小心闪了腰。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严重的，疼痛自不必说。哪怕偶尔老婆不在家时自己切猪草剁伤了手指，赶牛下地犁田让锋利的石子割伤了脚板，甚至莫名其妙地被一粒细石踢伤脚趾，也都疼得呲牙裂嘴呀！何况，人的手没了，脚没了，甚至整个臂膀都没了，整个大腿都没了……想想看，人缺了肢体，哪怕仅是缺少一样，也是缺少了四分之一呀！人少了四分之一的肢体，就成了残疾，残疾人在生活中的不便，引发的是人的焦躁心理，人的心理一旦焦躁不安，便什么也做不了，看天天是灰的，看人人是恶的，有时甚至看着碗里的饭，也觉得那里藏着毒药、鸡屎，最少，也隐着几粒沙子之类的坚硬之物，要将人的牙齿咯伤，咯出血来……总之一句话，人一旦缺胳膊少腿了，那还叫人么？！
几个中年人当然知道自己有些情绪化了。但他们还是非常认真地寻找着埋藏在地下的肢骨。有时，他们累了聚拢在一块儿抽支烟，而就在这无意间，一瞧自己的屁股之下，好像有个石骨，用铲子一刨，竟是一根脚骨，再深挖，说不到就是又一座墓穴。类似的现象屡次发生，话传到外面，多少人听了直摇头。这摇头的人，有的是感叹战争的残酷，旧社会人的生存之艰难。但更多的，则是表示怀疑。
几个中年男子就这样找找停停，停停找找，只要不是莳田、割禾、摘木梓“三紧”时间，就带上锄头、铲子，挑上篾篓，篓中放着“金铵”，到房前屋后，四处寻寻觅觅，从春暖到冬寒，地窖装满了，待到新的大型巨墓建成，一担担装好再移葬到新墓去时，足足装上了10担。10担肢骨，论根，则无以计数啊。
封墓碑的那天，秀姑冒着刺骨的寒冷来到了茶岭。与她一道来的，还有她数十年一针一线亲手绣、做、刺、纳的布鞋和鞋垫，足足装了16个大蛇皮袋。秀姑请了一辆车拉到茶岭村脚下，又请了8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挑上山，挑到了茶岭新建的巨型大墓前。秀姑没有舍得将那上千双鞋垫卖给深圳的老板，但她却一双不留地将鞋和鞋垫全部放进了脚手墓。
这一天，天气奇寒，雪花在空中漫天飞舞着，但脚手墓前却聚集了数百乡亲。身子已经开始佝偻的老太太，将那上千双鞋和鞋垫放进坟墓，足足用了近两个小时。观看的乡亲们静静伫立着，屏住声息，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生怕惊扰了老太太，惊扰了那些肢骨所依附的灵魂！
老太太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临了，只用双手认认真真作了三个揖，“安息吧！安息吧！安息吧！”言毕，她回转身，在几个年轻人的护送下，往山下走去。
人们，看到一路的泪水滂沱！
雪花，就是在这个时候倏地飘落的。这雪，一下就是三天。积雪，厚达一尺多深。茶岭，当然还有整个兴国县，都被大雪覆盖。真是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啊！如此大雪，下得邪乎，身处赣南的兴国，近100年来还是头一次，因此，这场雪被身为县志编辑的我记载到了新编《兴国县志》上，是作为“大事记”来记载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跳出来说上几句。脚手墓，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埋葬了如此之多手脚的坟墓。走在茶岭的小路上，我曾默默地问自己：这一块用鲜血浸透的土地呀，又有多少人还能记起？
七
我已是第二次来到茶岭。这次来，纯粹是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乔副院长一行带路而来的。此前的2001年8月，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书记的戴院长也曾带领数十名学生来到茶岭，并给茶岭人民送医送药，进行义务诊治。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者的老祖宗都在茶岭。
红军总医院，就是如今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始祖，1931年成立红军总医院时，第一任医院院长叫王立忠，第一任书记叫陈明。而在此前两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就始创于茶岭村。彭真便是第一任军医学校校长，红军的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军医政治局局长陈惠芳和张池明、袁升平等，均担任了该校的医学教官或政治教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着“红军华佗”和“红色医神”之称的贺彪，当时就曾在中央红军总医院工作。根据兴国史志资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茶岭仅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培养了150多名红军医疗技术人员，当中还有几个解放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了将军衔。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贺彪、张池明、彭云生等都亲自来到茶岭，或派员致信慰问茶岭人民，同时， 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调查和回顾了当时红军总医院和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情况。
曾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二期毕业学员的涂通今，毕业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医务、卫生方面领导，解放后任过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常回忆在茶岭军医学校学习的艰苦快乐的生活，并曾赋诗：
中央苏区无医堂，
创办卫校好主张。
采取实用短训法，
'红色医生’美名扬。
红军总医院，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两座旧址，一处为江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处，则为兴国县文物保护单位。两幢古旧的房子，今已破烂不堪。门口那双不大的伏地石狮，都经不住风雨飘摇而残缺了。看到我们前来参观，不断有年长者走上前。有位长者说了许多红军总医院在此创办的情形，老者当年还是十来岁的孩子，但却有了深刻的记忆力。他指着说这里是干什么的，那里又是干什么的。还指着我身后的一间小房子说，当年，这个房间放满了药瓶，每个玻璃药瓶内都用药水浸泡着一个儿童标本……
“彭德怀的儿子早些年也来过！”老者说。
我不想去验明是谁的儿子，我的眼前，仿佛看见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披着风衣，在略显寒意的早春来到茶岭，来到红军总医院，来到一座座脚手墓前，他避开陪同前来的不多几个人，静静伫立着，风，撩起他苍白的头发…….
（本文作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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