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题解：标题取自傅山论医的词语。“慈和恺悌”是指行医者要有慈善爱人之心牞关心和蔼的态度；“千锤百炼”是指拟定处方要反复思考。这八个字是傅山对医德医术的主要要求。
傅山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医师。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学者，他不仅行医济世，也不止于写出了 《女科》等医学临床著作，而且还写出了《医药论略》等医学理论著作，表现了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学观，并且在他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最先进的医学观。现将傅山的医学观和医论择要介绍于后。
强调树立以“医王救济本旨”为核心的医德和“慈和恺悌”的医疗态度
傅山对宋明以来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理学家十分鄙薄，因此以 “异端”自标，曾说：“老夫学庄列者也，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但他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受到儒家仁学影响的仁人志士。他讲医德，强调“医王救济本旨”，把仁爱为怀、济世救人看作医德的思想核心和中医伦理学的根本出发点。
贯彻“医王救济本旨”，首要的问题就是关心、体贴、爱护人，而不是只关心一己的私利，以至不惜损人利己，伤天害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扁鹊与李醯的故事，就是医德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傅山的一个姓姚的外甥欲学医以为糊口之资，持《幼科证治准绳》，请傅山“点定一、二方”，指出重点。傅山便在《题幼科证治准绳》中，以这一典故对他进行医德教育，谆谆嘱咐：“扁鹊以秦人之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慈和恺悌，便入药王之室。慎无流于恶姿，如李醯也。”在此，傅山明确提倡爱人、关心人的人道主义和“慈和恺悌”的医疗态度，告诫千万谨慎，勿堕入医德败坏以至道德败坏的恶姿。在《医药论略》中，傅山还一针见血地批评那些自以为是、自诩其技、草率对待病家的医生，指出其实质：“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傅山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实践了 “医王救济本旨”。甲午明亡之后，傅山流寓晋中各地，“所至老幼男妇以疾请者，辄遮留不得去，从容诊治，多奇验。酬之金，不受也。”（蔡璜撰《传》）。这一段行医生活，在傅山自己的诗作中亦有所反映。清顺治六年（已丑），傅山44岁，寓平定马军村，作《无聊杂诗》）一组，其中有一首写道：“火齐（剂）何曾解，冰台（艾蒿）偶尔藏。西邻分米白，东舍馈梨黄。食乞眼前足，医无《肘后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果然私捧腹，笑倒鹊山堂（原注：州有鹊山，山有越人之祠）。”另一首写道：“云林白马贵，花史黑驴闲。石径时遭坠，青鞋暂得完。长鸣江树里，缓蹀翠微间。生怕嫌吾俗，虚哦似有删。”诗下自注：“花史母君得危疾，余设医愈之。每往来皆以其所爱黑驴驮之。”诗里生动地反映了傅山流寓行医的情景和他与村民的密切关系。他自谦医术平凡，偶然行医，但踵门求医者不断，傅山也不收酬金，只求眼前食足。结果东家送米，西家馈梨，农家对他十分友好热情。
清初局势相对稳定之后，傅山与子、侄在太原开设卫生馆时，曾作《儿辈卖药城市》五律十二首，其中写了他此时的心境：“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安”，推己及人，把病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以高度的同情心救治病人，同样说明他的医德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的。晚年，他拒绝做官，“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他特别同情那些穷苦潦倒之人，据《茶余客话》记载，他每每在游玩寺观之时，“闻病人呻吟，僧言羁旅无力延医耳，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他有时还通过通信治病医人。他的好友祁县戴枫仲写信为一位姓李的求药方，他在复信中说：“李方容再报。还得细示所服药是何药物，服过几剂了；又问近日之症如何。然后好复命也。”从以上可以看到傅山医病无分贵贱、同情穷人、不厌其烦、主动热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高尚医德。
把治病救人同济世救时统一起来，是医德的升华和飞跃
傅山一生，“惟以医术活人”，但有时又流露出一种对行医治病的懊悔心情。他有一首《墨池》诗写道：“墨池生悔吝，药庋混慈悲。子敬今犹在，真人到底疑。佳书须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笔于今老，焚方亦既迟。”全诗反思自己一生带有日常性的两件事：写字（书法）和行医，单句写书法，双句写行医，互文见义。他感到自己一生临池，为人写字，同时行医，为人治病，不过是混充“慈悲”，回顾起来，不免生出一种“悔吝”心情。书法大师王献之（字子敬）的墨迹尚且能流传至今，而医学大师孙思邈（人称真人）对社会、对后世又有何用呢？王献之书法虽佳，但须慧眼方识，而今谁又是具慧眼者呢？孙思邈讲究医德，说“凡要和合汤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可面对“俗病”，面对社会的腐败，再“精思”也是枉然、白费！如今自己虽领悟到书法与医疗之无济于事，但年纪已老，不论“投笔”、“焚方”，都已经迟了，悔之晚矣！从表面看，这种悔吝心情，与他一贯遵行“医王救济本旨”的医德修养似乎是矛盾的，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熟悉傅山的全部经历和思想，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思想轨迹脉络，从这种表面的矛盾中看到内在的一致。
傅山遵行“医王救济本旨”，行医治病，关心民族兴亡，一生从事抗清斗争，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傅山的胸怀志向，不止在医人之疾，而且在医世之疾。作为一个医生，从单纯注重“病”到首先注重有生命的“人”，进而关注千千万万有生命的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医德的一种升华和飞跃。而傅山本来就是一位关心天下大事、从事抗清大业的仁人志士，行医治病是他广义的“济世救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晚年反思，感到大业未成、壮志未申，产生某种遗憾、懊悔与自责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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