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畅论 “医犹兵也”，“妙于兵者，即妙于医”
中医历来有援物比类的方法，以兵法喻治法也是中医的一大传统。如《灵枢经·顺逆篇》：“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 火高火高之热，无刺漉漉之汗。”古代医家受启于兵法常识，制订了许多治疗方法，组合了一些方剂。但像傅山喜谈兵事而又畅论 “医犹兵也”，并把它提到对医学根本方法的地位，却不多见。傅山有一则杂记：
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总之，非不学问人所可妄谈。
这段论述，畅快淋漓，言简意赅，精辟之至。它援引军事说医学，指出其共同之点，一是对待古代医籍如同对待古代兵法阵图，必须全面研究，深入钻研，“无不当究”，但又不可泥古不化，如赵括纸上谈兵一流，而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所谓“无不当变”；二是掌握基本方法之后，贵在“运用之妙”，而运用之妙又系于一心，全在于调动智慧，精心策划，运筹帷幄；三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同一个高明的医学家有共同之处，因为表里虚实、攻防战守，事虽异而理实同，“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四是兵与医都需要广博的知识基础和高超的思维能力，都是没有学问之人“不可妄谈”的事关重大的专门之学。傅山此论，比一般以兵法喻治法、以兵法指导组合方剂，看得更深、更广，提到了根本方法论的高度。
傅山的临床医学著作中，不乏以用兵之法释述用药之理的例子。如《青囊秘诀》中，解释治疗阴症背疽须用附子，说：“非助之以附子辛热之品，何能斩关入阵，以涤荡其阴邪哉！”在讲到治疗肚痈的“祛寒救腹丹”需佐以热药时，又说：“然恐寒凉之药不能直入，故加附子、肉桂，斩关突围而进也。”在谈到以“早夺汤”治疳疮时，更是大讲其用“兵”之法：“此方用大黄以泻毒，石膏以消毒，甘草、银花以化毒，柴、粉（柴胡、天花粉）以散毒，又佐以大补气血之药，有似三军过勇，士卒强健，统帅大军，斩杀无遗，则四野萧条，元气尽矣！用参、芪、归、术之类，以至仁而佐至勇，则剿抚兼施，军声更振，前徒倒戈，自获全胜。少祛除则贼化为良，岂敢仍为盗哉！”在阐述“肠痈溃烂汤”时，也是如此：“此方……妙在金银花虽是活血之品，而仍乃滋阴之药，为疮家夺命之将军，乃至仁至勇之师，又得参、术以助其力，则散毒尤神。山羊血止血消浊，且善通气，引诸药直入痈以解散之，乃向导之智者也。合而治之，则调合有人，抚绥有人，攻剿有人，安得不奏功如神乎？”这些例子，都是傅山所谓“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的具体体现。
对古代经典医书“无不当究，无不当变”这种辨证法思想，也可以从傅山的杂记中找到例证。傅山有一则杂记说：“《南阳活人书一百一问》（宋朱肱撰，又名《重校证活人书》，‘活人书’指《伤寒论》），非不精细，吾亦不无二三则疑之。来星海多所辨拨。唯太阴腹痛一条，桂枝、芍药加大黄汤，最得长沙奥旨，不可思议耶！”傅山认为，这种得其精髓，并敢于发展变化的做法，才是对待古医籍的正确态度。
注重“用药之微”，强调“处一得意之方，须一味味千锤百炼”
傅山在药物学和方剂学方面，注重“用药之微”，提出“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他在《医药论略》中详细论述了用药处方问题。他认为，通过精读医经及历代本草虽可明解药性大纲，但还需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细心体会用药的微妙之处。“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扁轮之斫，不可与人言也。”正因为用药有此微妙之处，再加上病人、病因、病的传变等诸多复杂因素，立一妥帖方剂，并非易事，不可草率。傅山认为，“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此道亦尔。”写文章自古以来就难，需要精心构思，反复锤炼，字斟句酌。处方用药，也是如此，并不止于确立治疗原则，更不是胡乱抄用成方，而要多方思考，仔细推敲，做到“一味味千锤百炼”。张凤翔说傅山“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园、丹溪诸人所能及者”，刘绍 分攵也说傅山“用药不依方书，多意为之，每以一、二味取验”，之所以如此，正是他会通用药之微，处方千锤百炼的结果。
唐宋以来，医家流派日多，名家迭出，用药各有特点，各执一说，甚至互相矛盾，既给后世医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使后世医家在众说纷纭之下，莫衷一是，不知所从。傅山指出了对待这种情况的正确态度。他说：“吾每推求后代名医认药之性、气、味及用药之法，皆各自有一话说。有使此药贯者，有使彼药贯者，从其贯者偏任之，偏表见之。岂无合者？岂无未全合者？岂无乖者？岂无不大乖者？亦多坐有傅会自将之弊。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且一药而各医争论，往往矛盾。”对这种在中国医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傅山指出了这些名医经验的局限性及其学说的局限性，特别批评了那种穿凿附会、自以为是的不良学风，使人们对历代名医的学说及医案之类，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对待的态度，一句话，就是“不可不知其说，不可尽倚其说”。傅山还认为，虽然著医书与写文章同样是传之后人的千古之事，但医学问题的得失有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他说：“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从他妄行，不过出丑惹笑。若医药之道，偶尔撞着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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