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翻读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最大的感触就是，缺少没有缺憾的完美之作。时间相隔并不算远，有些获奖作品所存在的问题就已经很显刺目了。也许，在当时评定它们入选茅盾文学奖时，评委就是带着宽容的心态投出选票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没能出现几部没有缺憾的完美之作呢？是作家本身的文学素养还是外部历史环境限制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这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本文不拟就此展开论述。我想说的是，重读这些带着缺憾的获奖作品，还是可以让人心有所动。比如，重读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感觉它所闪射出的文学光芒毕竟远远遮住了它所存在的破绽。可以说，《平凡的世界》至今仍称得上是一部气象恢弘的农民日常生活盛典，它那鲜明的平民立场和建构盛典的气魄仍然十分震撼人心。
按说，但凡写作，都不是普通的平民所可完成了的，都难以说是纯粹的平民写作。我们的文学界曾经有过高玉宝现象，一个基本上没有受过现代正规教育的农民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但是，那主要是特别年代政治造星运作的结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过，我认为作家可以秉持平民立场进行写作。所谓平民立场，就是作家努力搁置自己的精英理念，自觉以平民身份进行写作。这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虽然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各阶层因为接受教育的差别造成话语权的掌控能力大小悬殊，平民在话语权界域内依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这种局面下，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平民立场进行写作，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平民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表达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路遥作为出身于乡村平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意识地回归乡村世界，在创作中努力挖掘社会转型期农民心灵所经历的巨大波澜，努力呈示农民顽强奋斗和精神成长的艰难历程，努力展示农民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以全部的心血凝聚成《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上百万字规模的农民盛典，其流荡着的激昂奋进的硬汉精神至今激励着广大读者。路遥的文学贡献是不应该低估的。
我以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农民立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农民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路遥是个雄心万丈的作家，他立志亲手为时代造像。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有上百个人物，包罗了高至省委书记等的社会各个阶层，路遥都进行了精心设计精心刻画。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路遥最倾心、最擅长塑造的还是孙少安、孙少平兄弟这样的普通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处于社会边缘，是平凡的农民阶级。他们过着绝大多数中国人过的日子；他们所思所想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当；他们的道德选择、精神走向和审美趣味，也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似。二是农民精神的张扬。关于农民的叙述，现代以来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三个价值取向：一个是鲁迅为代表的，他站在文化精英立场上，对农民的精神痼疾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当然，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又使他深刻体味到农民坎坷的人生苦难，对农民不幸的命运发出由衷的同情。也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是浩然为代表的，他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对农民进行有目的地规训。过去文学研究界不太愿意提及浩然，说到他时也往往把他当作极左文艺思潮的典型。其实，除去其创作的政治偏颇不谈，浩然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位自觉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进行写作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农民形象似乎是活灵活现的，但是，这些形象很少体现作为农民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表达，更多的是让民族国家暗暗附身于自己以传达其任务与要求。从根本上说，浩然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并非其自身，而是现代民族国家规划的形象体现。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种情况，即是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平民写作。在他们的写作中，现代民族国家的需求自然是要努力体现的。但是，他们并不肯把自己笔下的农民形象变成民族国家规划的形象传达者。他们执意要保持这些人物的自我特性与精神内涵。他们非常在意这些人物的生命存在，非常在意他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自然需求和心灵律动。这就使得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体现了其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利益主张。赵树理、柳青的乡村创作也明显区别于鲁迅。鲁迅的精英立场，使其小说更多具有批判色彩，其文学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其批判性上。而赵树理、柳青不同，他们更加贴近农村现实，让人清楚地看到农民在历史进程中具体的行止和具体的挣扎。路遥是自觉以赵树理、柳青为老师的，选择的是和赵树理、柳青一样的文学道路。说到柳青，路遥十分动情，“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一位是已故的柳青，……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柳青对他的巨大影响。三，由于选择了平民立场进行写作，路遥小说创作的兴奋点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奋斗精神的书写上。他的创作可能不以展现鲁迅那样的批判锋芒为长，但是它确实让人十分感奋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农民硬汉精神。比如孙少平不畏艰苦、不怕艰难，一步一步努力奋斗。他的很多具体行动可能在今天读者眼中已经没有什么陌生感、神秘感；但是，他那种不怕吃苦、顽强拼搏不服输的硬汉精神却不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褪色，相反却依然会散发着热力与光彩。路遥本人就是一个硬汉，在小说界以求新求异为时尚的时代氛围中，他执意回归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农民世界，靠着自己出众的才华和以命相拼的拗劲，成功塑造出一个个农民硬汉形象，最终使自己的创作超越于他所呈现的具体生活场景，拥有了更大的普遍性。这也是至今他的小说仍能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平民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平民立场出发，路遥在小说中较充分地展现了农民的精神价值。比较而言，农民与市民的不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他们对苦难理解的差异上。市民更多选取的是一种实用价值取向，一种享乐理念取向。在他们的观念中，金钱、利益等的获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苦难只是获取金钱实利的中介。苦难最终以获得的利益回报来确定其价值。趋利避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收益是他们心目中成功的标准。这与农民不同。相对来说，农民更强调道德操守，更强调勤奋精神。经济上的成功当然是他们希望获得的。但是失败的结果并不能使他们完全丧失勤奋努力所带来的满足感。苦难，在他们的意识中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即使最后以失败告终，当他们想起自己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会获得一种成就感。应该说，路遥在塑造主要人物孙少平时，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生活理念。如果站在今天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孙少平奋斗多年，既没有积累下多少财富，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欲望满足，应该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按照今天惯常的叙述逻辑，孙少平应该从自己的贫苦出身开始，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腰缠万贯美女环绕才对。可是，路遥的农民价值取向，使他把苦难神圣化，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勇敢地面对苦难，在苦难中顽强生存，在对苦难的顽强抗争中体味人生的庄严与意义。有人说路遥是理想主义者，意思就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太多金钱利益的盘算与计较，他更在意的是小说人物某种精神意愿的达成。其实，说路遥是理想主义者不太准确。更精准地说，路遥是个农民主义者。他看重传统的重义轻利理念，他看重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时至今日，当传统与现代已经不再构成一正一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时，当市民社会过度欲望化价值取向给人的生活带来苦恼甚至灾害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怀念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孙少平那种顽强不屈的性格又重新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这可能是今天的读者依然十分喜欢《平凡的世界》的另一个原因。放开眼量，欲望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无法终结的一个沉重话题。从这个层面上说，《平凡的世界》具有恒远的价值。
小说《平凡的世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在其宏大的叙事构架。《平凡的世界》全书分三卷，共计百余万字，小说涉及村庄、乡镇、县城、区治、省会等广大区域，塑造了农民、学生、村干部、乡干部、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大大小小上百个人物形象，叙写了1975到1985十年间的生活变迁，确实是一部宏大叙事作品。有种说法，认为现在是一个宏大叙事破产的时代。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它缘于对西方历史学转换的浮浅而错误的理解。西方历史界自1960年代以来进行所谓学术范型转换，后现代史学崛起，应该说这是西方对近现代历史观的反拨。西方近现代历史观是以线性历史时间概念为基础的。“近代形成的历史时间概念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是现世的，不是宗教的；是统一不变的，不是哪个历史年代、国家、信仰各自特有的。最重要的是，时间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它多少是累进的。新的历史时间意识复制了科学家那种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但不是供自然史之用，而是供人类史之用。” “人类参与时间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永生，而换成在今生中追求进步。历史的走向也不再定义为人类背离上帝之堕落，而是朝向现代推进。”（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2、46页。）进入20世纪中期，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一是它表征了人类中心意识的过度膨胀，“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使自己成为新人，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为就是来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R·格鲁纳《现代历史哲学》，《哲学译从》2000年第3期，第19页。）一是表征了现在与传统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近现代线性历史观，从结构上虚构了“现在”的历史本原地位：现在脱离于从过去到未来这个时间链而独立存在，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过去与未来只有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才能获得一些价值认定。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映了这一历史学理路。在这种历史学理路中，现在与过去、与未来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而且这个裂痕并没有缩小的可能。这种历史观念从根本上断绝了人走出短暂的现在、获得永恒归宿的可能。1960年代之后的历史学家由于认识到线性历史观对人寻找生命归宿的根本阻碍，断然想终结它的存在，而回归到过去那种传统文化系统中，“后现代性可以被看作是在现代性的意义、指涉对象以及终极目标均被解构之后，对空虚和痛苦所做出的反应，它倾向于'恢复过去的文化’，试图'找回已往的一切文化’，找回所有被摧毁了的东西。”（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这才是后现代性的要义所在。它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的破产，相反，它寻求的是宏大叙事的新的可能性。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些人嘲讽路遥的宏大的叙事追求并没有什么道理。应该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于探寻宏大叙事新的可能性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他坚持在尊重个人对于物质生活追求的基础上，大力张扬精神追求的美丽图景与重要意义。传统叙事中，作者为了强调精神的价值，常常采取贬低甚至否定物质生活价值的方式来达成。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很清楚地对此给予了否定。小说一开篇的“窝头事件”，让人深刻感受到物质的匮乏对人的巨大压迫力。它从另一面也肯定了人对于物质生活追求的正当性。同时，路遥坚持认为仅仅物质的丰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孙少平拒绝了哥哥孙少安给予自己许诺的安逸生活，他决然地独自闯入远方陌生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条路是艰难甚至充分凶险的，但是他无怨无悔。在这里，可以看出路遥对精神的看重。另一方面，路遥表现出对传统价值的回归。孙玉厚的宽厚、田润叶的忠贞、贺秀莲的善良，等等，在某些人看来十足的陈旧、落后，可能正是疗治现代性绝症的良方。线性历史观盛行一时，使人们形成求新求异的思维惯性：凡是过去的都是旧的，都是不好的，凡是现在的都是新的，都是好的。这种思维惯性同样影响到文学。当李建军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创作时，他的论敌进行所谓一剑封喉式攻击，说那都是19世纪的老皇历了。好像不用管什么人写了什么，只要说一句是19世纪的就可以盖棺定论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模式的产物。必须说，这个思维模式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19世纪固然不是好作品的充分条件，同时也不是可以用来否定一个作品的充分条件。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成其为条件。从今天来看，19世纪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闪射着艺术的光芒。运用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仍可以创作出好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流传几千年的宽厚、善良、忠贞等美好品德，仍是人们和谐相处，谋求个人幸福的重要伦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变迁，很多制度、律令都进行了修整，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把所有传统的基本法则扫入垃圾堆。它们仍是人们需要遵守的生活律条。路遥不是一个墨守陈规者，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墨守新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出发，对变化中的生活进行了深入探查，有意识地企图把传统美德引入现代生活之中。这种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它让日益浮浅化、表面化的生活变得深刻起来、丰富起来。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并不能称为完美之作。正如李建军所说，它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从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还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显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是不是也单调一些呢？”（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但是，我仍然要说，它是一部内涵丰澹、胸怀博大的优秀之作，值得阅读，可以流传。
刊于《大舞台》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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