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禹贡》“播为九河”
我国有关黄河的系统记载以《禹贡》一书为最早，其中“导河”的记载，历来被认为是有关大禹治水的重要文献。“导河积石……至于大伾”，这里说的是黄河主流的经行，黄河在孟津以上，夹于山谷之间，数千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记录了黄河至孟津以下，会合洛水等支流。继而改向东北流，经过今河南省北部，再北流至今河北省入海的情形。
图1 影宋本《尚书正义》
所谓“播为九河”并非完全指河口三角洲上的自然现象，而是描绘了当时黄河下游支流散漫状况。“逆河”则是各分支入海之处因受潮汐影响，河水倒流的形容。“九河”在文献中不独《禹贡》有载，《孟子》《荀子》中亦有“禹疏九河”，“禹有功，抑下鸿……北决九河”的相关记录，反映出战国时期禹疏九河之说已较为盛行。实际上，学界普遍认为《禹贡》中的所记，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河道。先秦诸子的记录则是当时的复古思潮的真实写照。至秦汉时期，这一思想开始在实际的治河决策中发生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治河事业的走向。
二、“圣人作事”的观念强化
春秋战国以后，黄河治理演变为以系统堤防为防洪的主要手段。《国语·周语上》记载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警语，可见西周末期的堤防已有一定规模。黄河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稳定，到了秦汉时期黄河决口较多。汉代河患，自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决东郡酸枣开始，日益增多。仅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十五年十六次，大部分集中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前期。见诸史册反映治黄的实践与议论也有不少。受汉代天人感应、崇经法古的儒家思想影响，大禹治水被神圣化，以至于用堤防防洪的举措屡屡受到质疑。汉代治黄进程与“大禹治水”所呈现的关系，是探究大禹治水历史影响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究古代中国水利发展脉络的重要路径。
图2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东汉大禹治水图
西汉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武帝刘彻派遣汲黯、郑当时前去堵口治河，堵筑多次未能成功。丞相田蚡上书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那些望云气和以术数占卜者也如此认为，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司马迁认为，田蚡是因其封地在河北，所以主张顺应天意。实际上田蚡的思想在汉代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天指的是神灵之天，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主宰一切的人格神，是先秦以来传统天命观念的沿袭。阴阳五行学说也扩散到人文、自然等各个领域。这样才有了瓠子决口的“久之不事复塞也”，黄河分流的实质与大禹治水的“播为九河”的内容相符。
瓠子决口20余年后，关东地区人民的生计成了巨大的问题，决口以下的“梁、楚之地尤甚”。这时汉武帝方才下定决心，堵筑决口，“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用恢复堤防的方式治理黄河，最终得以堵塞决口。值得注意的是，瓠子堵口在技术上辅之以大禹治水时采用的分疏的办法“道河北行二渠”，也就是河归北流时，分为二派分流。司马迁总结为“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这一论述反映出在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中，大禹治水的事件是真实的，治理效果也极为显著。
图3 影宋本《史记》书影
太始年间（前96—前93年），匈奴问题凸显后，齐人延年上书汉武帝：“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齐人延年的建议是历史上第一次黄河人工改道的设想，具体而言，是沿着今黄河镫口－托克托一线，向东凿山入海。以今天的视角看，这个建议非常天真。但汉武帝却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延年计议甚深”。当然，他也指出，“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拒绝了延年的建议。汉武帝将大禹治水的事迹评价为“圣人作事”，为其后的君臣治河奠定了基调。
图4 宋本《汉书》书影 （一）
三、规复“禹迹”的争论
至汉元帝刘奭（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时，河决清河灵鸣犊口，瓠子堵口时的分流河道中的一支——屯氏河断绝。汉成帝初年（公元前33年继位），清河都尉冯逡认为屯氏河断绝后，清河郡一带黄河，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建议中央借鉴大禹在华北平原“播为九河”的方略，重新利用屯氏河分泄黄水，以备非常。这是黄河史上最早提出将人工分流作为黄河下游的非常措施。不过，当时的朝廷以财力不足，并未采纳。
图5 《山经》大河、《禹贡》大河、《汉志》大河示意图
（图片来源：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西汉后期，谶纬之学泛滥，五经更加被神化，反映到治河事业中，开浚九河的讨论成为当时的热点。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 ），黄河下游渤海、清河、信都等郡（今河北沧州、山东德州一带）河水决溢，官民损失惨重。如何整治成为朝野舆论焦点。丞相史孙禁意图在平原县（治今平原县南）开通大河，入九河中的笃马河东去。河堤都尉许商认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笃马河早已淤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同意孙禁的看法。在“经义治水”的背景下，众人都希望找到九河的故道，以使黄河安流。对于这次决口采取了暂勿堵塞、观察水势的办法，造就了事实上的放任不理，给下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汉哀帝初年，平当使领河堤。他上奏指出，按照经义治水的思路，应当多疏浚分流，少筑堤防。然而，禹迹九河已经湮灭难寻，疏浚分流的办法难以实现，请求在全国范围内“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于是，水利史上的经典文献——贾让的《治河三策》应运而出。
贾让在提出具体的治河方略前，先指出古人建立国家，治理百姓，须划分土地的功用，给河流湖泊留下空间，使人与水互不干犯，各得其所。这一点是贾让治河思想的基本立足点。他认为导致黄河河患的因素起自战国之时的堤防，反对筑堤逼水，提出了“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导）”的论断。贾让“治河三策”的核心思想是“人不能与水争地”。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并举大禹治水时开天辟地的举措为其壮声；中策的具体内容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这一策略与大禹治水过程中在河北平原播为九河颇多相似，即在下游要多开支河以泄黄水；下策就是“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贾让认为这样会“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从贾让的治河三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河思想基本符合《尚书·禹贡》以及西汉末期社会主流的分流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适应当时不可能回到“九河”分流的状况，他还提出了诸如引黄淤灌的举措。不过限于当时的政局，均难以实现。
王莽时期，复古思想尤甚，政治方面，托古改制，锐意改革，试图恢复“周礼时代”。汉代中期以来破败的黄河事业，也必然进入想要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视野，“征能治河者以百数”。从文献记载来看，尊崇大禹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言必称“禹迹”的程度。长水校尉平陵关并上书，说黄河在平原、东郡一带决溢，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势低洼且土质疏松不易筑堤，大禹治水时，曾将这里作为水猥（似今滞洪区），建议将此地留空，“勿以为官亭民室”，与贾让治河上策思路颇为相似。御史临淮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王横认为，九河之地已经淤高，不能顺利入海，而“禹之行河”并非当时河流，应该是顺太行山麓的高地东北入海，主张仿禹故迹，“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对于这些议论，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贬斥为“但崇空语，无施行者”，反映出其求真务实的为政理念。
图6 宋本《汉书》书影（二）
小结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史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关记载所衍生的文化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明推动、国家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于中国水利史而言，大禹治水对历代黄河治理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大禹治水事件在中国古史叙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儒家的经典文献《尚书·禹贡》篇中关于大禹治水的内容，几乎成为后世治水的“圣经”。这一现象，在西汉一朝的黄河治理进程中尤为显著。西汉的治河主张中，无论是异想天开的齐人延年，还是富有创见的贾让，甚至一些经学家、官僚，论及治水，均言必称“禹迹”，策必举“九河”，以表明自己的主张与举措是尊崇圣人的行为。复禹之功成为汉代及以后历朝历代治水的目标。这一思想，究竟如何影响中国古代的黄河治理事业，值得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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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逸麟、张修桂主编.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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