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以后，河南伊洛、郑州一带逐渐成为商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不同的文化因素汇聚于此，通过相互影响而融会成一种新的文化即商代早期的文化——简称早商文化。商王朝凭借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调动各地的物资和人员，在河南偃师、郑州等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市和宫殿。
随着商族势力的不断扩张，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广泛使早商文化呈现为不同的类型——在处于中心位置的二里岗类型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类型。从文化发展的高度和广度两方面看，早商文化都比以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考古学上说的早商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1400之间，其下限比本节所述商汤建国到太甲亲政的一段历史要延后一些。这一时期的商文化又可以细分为三期，前后各期的文化内容有明显变化，分布范围也表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就陶器而言，第一期的陶器从陶质、陶色、纹饰、器型等方面还处于多种文化混杂的状态，第二期的陶器群则“已从二里头、下七垣及岳石诸系统陶器的混合状态中脱胎出来，演变为文化面貌和谐、统一并且特征鲜明、系统性极强的商文化。
新形成的早商文化不是先商文化的自然延续，它同先商文化既有传承关系，又有质的飞跃，不仅文化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器类比先商文化空前丰富，而且分布范围不断扩大，至第三期覆盖了原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以至更广泛的地区，成为商王朝统辖的广大区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到早商二期之时，随着商王朝的巩固，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北到冀南的磁县下潘望，南到黄陂盘龙城，东到豫东的鹿邑栾台等地，都有早期文化分布。
根据已发现的早商遗址的分布情况，现在一般将早商文化划分为二里岗、琉璃阁、台西、东下冯、北村、盘龙城、大城墩、大辛庄八个类型。这些类型的文化内容和特点略如下述：二里岗类型。这是早商文化的主体类型，主要分布于郑州一洛阳地区。遗址以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为代表。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容器（鼎、高、晕、爵、觚、蚕、盆等）、兵器（戈、钱、铁等）、工具（镊、斧、刀、锥等）和装饰品。
有些青铜器如爵、辈等已在继承二里头青铜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石器有铲、镰、刀、铁、戈等，石镰较为盛行。骨、角、蚌、牙器的使用较为普遍。多用牛骨占卜，有时也使用羊、猪骨和龟甲。陶器群中占主导地位的陶器来源于下七垣文化，同时吸收了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
琉璃阁类型。主要分布于豫北辉县、新乡、修武一带，以辉县琉璃阁遗址为代表。发现过两座城址。有多种青铜器、石器和骨、角、蚌、牙器。陶器器类组合与二里岗类型相近，但在器形等方面受当地原有文化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台西类型。主要分布于河北中部、南部地区，代表性遗址是河北藁城台西的早期居址。台西遗址曾发现半地穴式和地面起建的房基以及水井等遗迹。
台西类型的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基本延续了下七垣文化的作风。东下冯类型。主要分布于晋西南地区，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早商文化遗存为代表。东下冯遗址发现有城墙和圆形建筑基址。有小件青铜工具和武器。石器中石铲较多，收获工具中石刀多于石镰。陶器以灰陶为主，与二里岗类型相同，特点是陶质上夹砂陶多于泥质陶，器型上较少圈底器而以平底器较为多见。器类中有一些二里岗类型少见的蛋形瓮、大口罐、概式晕、三足杯等。该类型是早商文化二里岗类型与当地原有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相互融合后形成的。
北村类型。主要分布于西安附近，以陕西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遗址为代表。陶器与二里岗类型大致相同而有特点，如：虽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但红褐陶比例稍大；纹饰在相同者以外有一些特有的组合纹饰；圈底器和三足器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与二里岗类型不同；隔在陶器中的比例较高；有些器类此有彼无等等。
北村类型是二里岗类型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受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的结果。盘龙城类型。主要分布于湖北北部地区，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盘龙城的城址从早商沿用到中商时期，有夯土城墙、护城坡和护城壕，城内有宫殿基址，城外有手工作坊和墓地。该类型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风格接近二里岗类型，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陶器中与二里岗类型相同者占主导地位，差异主要表现在红陶比例较大、有些特有的器类、带有当地特色的大口缸数量很多、硬陶和原始瓷器比例较高等方面。
大城墩类型。主要分布于安徽西部，以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陶器的陶色、陶质、纹饰和主要种类与二里岗类型相同，特点在于夹砂陶多于泥质陶，红褐陶数量较多，有一定数量的篮纹，有些器物不见于二里岗类型，有些器物形制上有所不同，等等。该类型中也有一些来自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大辛庄类型。主要分布于山东北部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是济南大辛庄遗址。
陶器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早商文化二里岗类型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另一类则与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另有不少器物兼有两种文化特征。该类型中的玉戈、石斧、长方形石刀、石镰、石铁、骨铁、卜骨等均与二里岗类型接近，半月形双孔石刀则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工具。
大辛庄类型的主导因素来自二里岗类型，同时吸收了山东当地的文化因素。从以上早商文化的类型和分布可以看出，随着商王朝的建立，商族的足迹已远及四方。北到河北，南到湖北、安徽，西到西安一带，东到山东泰山北麓，都有商族的居住点。这个范围虽然只是早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而不是当时商朝所能直接控制的政治统治区域，但它仍然能间接地反映出商朝政权的强大。
在早商文化各类型中，中原地区的二里岗类型是形成年代最早、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类型，而最能代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的是偃师和郑州发现的早商时期的都城。
偃师商城始建于商朝初年，时代较早的小城城墙和后来扩建的大城城墙将该城分成了小城和大城两部分。小城南北约1100米，东西约740米，面积81万多平方米。大城总长度550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大城城墙外环绕着护城河，开口宽约20米，深6米左右。已发现大城城门5处。城内有通向各主体建筑的道路，城墙内外侧各有顺城道路。
城内和城外有发达的供水、排水系统，包括人工挖掘的水池、用石块砌筑的渠道和各种供水与排水的水道等。假师商城的宫殿区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9座宫殿基址。
其中，第四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全长51米，南北宽约32米，占地面积约1632平方米，其主体是一座面南的正殿，正殿基址东西长36.5米，南北进深11.8米，东、西、南三面均有庑。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规模更大：东西长104米，南北宽91.3米，面积9000多平方米。
宫殿区以外另有多处大、中型夯土基址，如位于偃师商城西南角的第11号建筑群遗址，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其外围有宽约2米的夯土围墙，围墙内有上百个大型建筑基址的预置位置，东西向共6排，排列整齐。每座建筑周围有排水沟相互贯通，形成网状排水系统。假师商城内还发现有小型的房屋建筑、近20眼水井、铸铜作坊遗存和10多座陶密等。
郑州商城在已经发现的早商城市中规模最大，周长约6960米，面积超过偃师商城。始建于商朝初年，与偃师商城的建造年代大致相同。在郑州商城的南面，还有一道带有外郭性质的外城墙，已探明部分约3425米。城内东北角为宫殿区，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500米。
宫殿区内先后发现过数十处夯土基址，小者100余平方米，大者2000多平方米，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有C8G16和C8G15两座基址。C8G16南北长38.4米，东西宽31.2米，据推测原建筑应有两重廊檐而无墙壁。C8G15东西长超过65米，南北宽13.6米，外形狭长，原建筑周围应建有回廊。在城墙内侧和内、外城之间，发现有多处民居遗址。城外有铸铜基址、制陶作坊和骨料坑等。郑州商城也有发达的供水、排水系统，包括水井、人工建造的蓄水池、大小壕沟等多种设施。
关于商朝都城频繁迁徙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
根据夏商之际的政治形势，汤灭夏以后商朝的政治中心由鲁西南地区西迁至伊洛一郑州一带是合理的，唯汤西迁后的都城毫究竟在何地，先秦秦汉文献均未见明确记载。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的都城（而且是商汤灭夏前后一直使用的都城），偃师商城则是太甲被伊尹放逐时所居的“桐”或“桐宫”，是商汤时期商朝的一个陪都。
从两座商城的时代、规模来看，这种推测自可成立，但历代文献均未提到商汤曾建都于郑州，古书所谓桐宫在偃师附近也是从“汤都西亳（偃师）的立场出发的。有关汤灭夏后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历史属性等问题，仍有待于今后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商朝的都城多次迁徙。
据此，汤至盘庚期间商都五迁的地点应是陂（嚣）、相、邢（耿）、庇、奄五地。激在河南荥阳，相在河南内黄，邢在河北邢台，庇在山东西部某地（春秋时期鲁国的毗），奄在山东曲阜。五次迁都大致不出郑州附近、豫西北、冀南、鲁西南的范围。这些地区早在商朝建立以前就分布有商族的居民点，商朝都城在此范围内循环迁移是有历史基础的。
关于商朝都城频繁迁徙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如改变民风说、河患说、游牧经济说、游农经济说、宗室斗争说等等。根据“祖乙圮于耿”的记载，祖乙从耿（邢）迁往庇，应是由于河水冲垮了耿城，因此河患说至少可以解释祖乙从邢迁庇的原因。其他迁徙则可能各有不同的背景，不必都是基于同一种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次大规模的迁徙是从仲丁迁开始的，而仲丁以后也是王室连续发生政治动荡的时期，据此推测，五次迁徙中有几次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如仲丁、外壬、河宣甲本为一世，相隔时间应当不远，仲丁、河宣甲却连续迁都；河宣甲死后由祖乙继位，河直甲刚把都城迁到豫西北的内黄（相），祖乙却又迁到河北邢台一带（邢）。
这种一世两迁、两世三迁的情况在仲丁以前没有出现过，从经济角度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游牧经济说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合，可以不论；游农经济说认为十数年或数十年后地力耗尽必须迁往别处另星新田，这不能解释何以汤至太戊五世未见频繁迁徙）。
在王室内部矛盾重重、各方势力相持不下的局面下，通过迁都调整政治力量对比，借助新都邑原有的宗族势力（商王所迁都城都有一定历史基础）壮大新王一方的力量，加强王室对政治形势的控制，这可能是仲丁以后都城频繁迁徙的主要原因。
太甲以后盘庚以前，王室政治没有多少亮点，但是综合社会经济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商朝仍然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考古学现在将商代文化分为早商、中商、晚商三个阶段。其中，中商时期的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400年至前125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本节所述商朝前期的历史大体相当。中商时期的考古资料说明，盘庚以前的200年间，商文化在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方面均有发展，礼制的逐步完善是本阶段商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随着商朝政权的稳固，一些带有商族印记的风俗习惯在贵族阶层更广泛地流行开来，成为商朝上层普遍认可的礼制。商周礼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青铜器的种类或不同的组合形式来象征器物主人的社会政治等级，古人称之为“器以藏礼”。早商时期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还不太多，铜器组合形式尚不明显，说明当时使用铜器的礼制尚处滥觞时期。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带有商朝特色的礼器制度已略具雏形。
据考古学者总结，中商时期的贵族墓葬大都随葬青铜器，“在当时级别较高的第一、二类墓葬中，青铜器居于主导地位。在第三类墓中，铜器仅起点缀作用，至第四类墓以下则仅随葬陶器，有的甚至没有任何随弹品。”从随葬品的组合形式看，中商时期的墓葬与早商有所不同，表现在随葬青铜器的墓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青铜器中，晕仍居重要地位，铜盉趋于消失，早商时尚罕见的铜觚变为常见，觚、爵作用凸显。
考古学者将早商文化分为八个类型
铜器墓中，常见的组合有舰、爵；觚、爵、晕；舰、爵、晕、鼎；舰、爵、晕、鼎、尊等。铜觚、铜爵似已开始出现配对（数量对应）关系，即用于随葬的铜觚和铜爵往往数目相等，即使二者数目不等，常用其他质料的同类器物比如漆器、陶器甚至像牙器作补充。这一配对关系的渐次形成，到晚商文化一期时基本固定下来，并影响了整个殷墟时期商幕的埋葬制度。”
铜器墓的增多反映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铜器组合形式的相对固定则说明礼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商时期的商文化在分布范围上也比以前有所扩大。考古学者将早商文化分为八个类型，分别代表八个地区；将中商文化分为九个类型，即在早商文化分布的八个区域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商文化区。
新形成的商文化地方类型是分布于鲁西南地区、以济宁潘庙遗址为代表的潘庙类型。这个地区其实是商族的发源地，但在早商时期流行的是与河南伊洛——郑州一带的早商文化不同，带有山东地方特色的岳石文化。到中商时期，这里受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一个部族从相对落后的地区起步，后来进入文化较高的地区并夺取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反过来向本族的故地传输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最终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就此而言，中商文化潘庙类型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原地区的商族人不断向其故地进行文化“反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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