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亚，笔名陈蓝、张亚蓝，祖籍河南，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古城邯郸邻近的村庄。1925年，她随家迁居天津，在繁华大都市一个贫穷的角落里，过着愁苦、荒凉的生活。这也使她有幸“接近了那些衣服上满了碎窟窿的穷人”，“体味到他们生活的滋味”。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孩童时张秀亚多愁善感的性格。高小毕业后，她瞒着债台高筑的父母，向同学借了一元钱，偷偷地报考了天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做了一名师范生。张秀亚天资聪慧，十六岁时便在《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国闻周报》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作品。1936年，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将张秀亚作为文学新人推出，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曾是天津著名文学团体海风社的主要成员，负责《诗歌小品》的编辑工作。
张秀亚对文学的爱好，最初得益于母亲的启蒙。早在五六岁时，她就能学着母亲，编造一些故事，得到母亲的赞扬和鼓励。入小学后，她对儿童文艺作品很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文学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经常饿着肚子省出钱买书。在师范读书的三年中，她几乎阅览了图书馆里的全部文学书籍。冰心那“明珠般晶莹玲珑的句子”，使她激动不已；而庐隐“有青果味苦涩憔悴的作品”，也引起她内心的强烈共鸣。辛克莱、高尔基的作品将她从“酣迷，梦幻”中回归到现实，她用女性的目光默默地观察生活。她说：“我以为创作要等灵感的到来，只是守株待兔的愚盲举动。况且，凭一时感兴创作出来的作品，最多只是以文学为个人感情发泄的工具。惟有那扬起一只手臂，向人海最深处，从广阔的人群中，提取作品中的人物，抽绎出大众的共通的情感，才是与时代休戚相关的作品。”师范学校毕业后，张秀亚想做一名女教师的美梦破灭了，闲居在家。苦涩的橄榄味儿的生活，使十八岁的女孩子过早地成熟了，从而更坚定了她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
1936年12月，张秀亚的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作为海风丛书的第一种，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发行，小说集收入1935年至1936年间发表的十五篇作品。她在《自序》中说：“这集子中，缺少美丽的线条，繁富的色彩。篇章中既不曾组织一个理想，字句也缺乏眩目的光泽。”然而，它却透过一位女性的眼睛，摄下了那个畸形世界———天津贫民窟———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悲剧镜头。《碾》中的主人公二伯是“一个被时间侵蚀去力与热的老年人”，是一个“凭心给人干活的厚实人”和“总觉得别人的肉贴在自己的大腿上不和捻”的耿直人。而在那个社会中，他处处被“挤”、被“毁”，最后连饭也混不上了，老伴儿也因此气饿而死。作者描述此时此刻的二伯，“在这幽暗的光影里，我看见他在用力地咬着上唇。双手紧紧地握住，他似乎在抑制着几乎可以发狂的愤怒，肌肉松弛的脸上，做着可怕的痉挛。”这浮雕般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展示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在大龙河畔》和《偎依》等表现了都市下层小人物的不幸的命运。《瞎眼睛》写了一个残疾的小姑娘，在家里遭受到重男轻女父母的歧视和虐待，就连小弟弟也敢欺辱她，骂她“瞎眼睛”；在外面，又受到邻居们的嘲笑和白眼，没有人同情和理解。她恨透了这个世界，她要反抗，可是没有力量，因为她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小女子，是被抛弃的人。小姑娘的形象就像鲁迅笔下被阿Q欺负的小D一样，饱尝了人世间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而又无处述说。作者要为“悄悄地将一生埋在幽深的峡谷里，不知道世纪的风潮往那一个方向吹”的“童年的伴侣”鸣不平，呼喊出她们潜藏在心底的悲苦。《母亲》叙述了年迈的老母亲惦记着下班后久久没有回家的儿子，担心儿子在外面“荒唐”了。其实，母亲错怪了儿子，原因是儿子所在工厂不发给工人工资，他便组织工人闹罢工，被捕了。这篇小说用类似鲁迅的《药》的手法，罢工、被捕之事都是用暗笔写出的，虽然比较含蓄，但是，它必定是工人反抗压迫的声音。 张秀亚的小说既有女性作家细腻、移情于物的艺术特色，又能纯熟地运用民间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在此期间，张秀亚还写了不少散文。
1937年，张秀亚离开天津到北平辅仁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毕业后考入该校历史所史学组，同时任编译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在辅仁大学任文学研究所和大学部教授，先后出版了《三色堇》、《牧羊女》、《湖上》、《海棠树下小窗前》等小说散文集多种，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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