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转载)

        　　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读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前后差不多花了近一周的时间。其实这部小说很好读，故事不复杂，语言也清新上口，可以一口气读完。但其间杂事缠绕，总也静不下来。现在总算读完，可以发表一点意见了。

　　我说过，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迟子建的这部小说应该是最优秀的。其他三部，贾平凹的《秦腔》太过琐碎，太缺乏美感，也太编造，其对生活的认识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水平。麦家的《暗算》简直小儿科，就是拿通俗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也够不上档次。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语言虽然有些特色，但整个一个主题先行，故事按理念设置，人物缺乏自身的逻辑，是响应某种先入为主的文学观念的产物。三部作品印证了李建军的话，基本上是“批评家、作家与媒体合谋进行文化欺诈的滑稽剧”。相形之下，迟子建要可爱得多，只有迟子建多少触动了我的心灵。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授奖辞称，这部小说“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我不能说这个评价错了，但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小说写了鄂温克人的历史，但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历史既不能说是假的，也不能说是真的，它是作家头脑的产物。既然如此，将这种虚构成分占相当比重的作品看作一个民族的史诗，似乎有些不妥。我们的评论家喜欢给作品戴帽子，只要写了历史，就许以史诗的桂冠，也不管史诗究竟有什么品格。以我的阅读体验，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还不如说写作者心目中的自然和浪漫，写作者与自然相亲和的向往。这种向往不属于历史，而属于心灵。虽然从创作的动机上看，作者无疑想表达现代文明对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的侵害。但这种创作理念，并没有新的发现，甚至可以说，她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少数民族的同情，也是来自于时尚的见解，而且是一种站在某种现代立场上的先入为主。现代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既包含着物质的现代化，同时也包含着对自然的呵护。现在有一种生态理论，这种理论将人和自然看成平等的对象，反对人对自然的破坏和无止境的索取，这也是现代之一种。我想迟子建的理性冲动应该是来自于这种理论，而不是来自于生活对她的刺激。她在国外看到过受现代文明迫害的土著人的生活境况，于是联想到鄂温克人的生活，这个过程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不是情感激动的过程，其间艺术的成分应该是有限的。但迟子建毕竟熟悉鄂伦春族人的生活，熟悉森林，熟悉自然，当她将她的理性与自己熟悉的生活相结合的时候，加上她女性特有的抒情笔触，于是散文诗一样的文字就汩汩流淌出来了。而这些清新流淌的文字，是那么的富于自然的灵气。特别是上部“清晨”，文字中有一股清新的自然之风，就像有神灵附体，作者就是那无所不在的自然神灵，每一句话都充满着灵性，具有一种泛神论的色彩，令我们想到很多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万物有灵的宗教。山是活的，水是活的，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活的，作者的文字也是活的。而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里，浸透了作者对自然的向往，对神话世界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这才是这部作品打动我的原因。

　　与浪漫的诗性抒情相联系，《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一个自然的结构。这是一部并不完美的小说，但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或者干脆说是上部，是自然流淌的散文诗。作者完全没有刻意安排她的人物和故事，而是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流淌，穿插着人物的故事，穿插着鄂温克人的传说，穿插着山水自然的描写。作者完全做到了云行云止，非常随意，又非常得当。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的得来，不是靠精心布置，而是心灵的投入。作者在她的后记中谈到过她写作上部时候的情形，那是在春节过后的老家，“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一带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晃得人睁不开眼。方桌上摆着一盆我爱人生前喜欢的花，它纷披的嫩绿叶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时候，温柔地触着我的脸或手。写累了的时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峦。冬天的时候，山下几乎没有行人，有的只是雪、单调的树和盘旋着的乌鸦。有的时候，我会在相对和暖的黄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满眼所见的苍茫景色与我正写着的作品的气息是那么的相符。”这真有点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在这样的状态下，当然就会有非常灵动的文字流出，当然不必刻意经营结构了。作者对她的第一乐章是自信的，她认为那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中部以后就要逊色一些。文字还是那样的文字，结构还是那样的结构，但却少了灵气。我曾经说过，文学的语言必须是带着状态的语言，必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真气。不能为了状态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语言和状态是一体的，是一种有生命的形式。也许是受到写作意图的干扰，也许是为了跑故事，也许是写作的环境有所改变，心境有所不同，中部以后，迟子建显得有些吃力，有些勉强和干瘪。她就像人工制作的花，颜色虽然仍然鲜艳，形状依然饱满，但却缺少鲜活的水份。我们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到深山里寻找兰花，那是真正氤氲着生命真气的花朵，所谓空谷幽兰。离开了空谷，兰还是那个兰，香也许还是那个香，却不能令人感受到那个赖以生存的空谷，其灵动之气顿时黯然。这是我为迟子建感到惋惜的。迟子建有才，但却不能将一种写作状态保持到最后，从中间开始就有些泄了，虽然她努力着，但终究人老珠黄，有些力不从心了。

　　除了前面说的状态的改变外，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迟子建未真正把握住她所要写的民族的伤痛。当其写他们的幸福美好的时候，她可以凭借女性的想象来弥补，而一旦要写离开山林后的痛苦，她就有些把捉不住，她不能深切感受其痛苦的来源。鄂温克人的痛苦是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想象出来的，这种未能切身的“痛苦”不算真正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能够动人。我想举一个例子。小说的原动之一是一个鄂温克女画家之死。这个女画家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进入小说后就是那个投河自尽的依莲娜。按作者的处理，依莲娜是既不能放弃自然，又抵挡不住现代诱惑的边缘人。当其在山上的时候，她羡慕山下生活的方便；而当其在山下住久了，又怀念山上的自由。她不住地折腾自己，就像翻烙饼，一会山上，一会山下，最后当其完成了她的巨型画作后，投河自尽。这个人物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可能很富有深度，很有震撼力，其实这个人物很苍白，没有灵魂。这个人物是观念的产物，是作者思考的结果，缺乏感性的力量。依莲娜为什么会在都市和希楞柱之间犹疑不决呢？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死亡呢？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因，不是人物要走这条路，是作者为了主题的需要而迫使她走这条路。想想，在这种强扭的状态下，能够有鲜活的文笔吗？如此说来，不是作者的才气不够，而是一种文学观念让她无法循着自己的灵感走下去。回到开头，也是我一向的观点，是文学时尚害了她，是某些批评家、理论家制造的伪文学观念害了她，害了中国文学。在这方面，长篇比中短篇受害更大。要看自然生长的作品，也许当看中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