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敬雪/文
八岁那年，我在自家门口看了生命中的第一场电影——《智取威虎山》。当然，这也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场光电盛宴。
村子中间夹着308国道，我家就在道南。那个时候路上根本没有这么多车。当天夜幕降临，村里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有个司机正赶上了，人家一点不恼，还挺高兴，立马把车停好，跟我们一块看完了那场电影。一个晚上，几千口人，大家仰着脖儿，不错眼珠地盯着树干间的那块白布。白布上，侦察英雄杨子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深入虎穴，智斗座山雕。半空刀光剑影，一地欢乐百姓，那叫一个壮观！
小孩子的内心就是一块容易发芽的热土，插根儿油条都能开花。那夜之后，我喜欢上了电影，连带也上了革命的“瘾”，觉得人生当如杨子荣。这瘾好深，怕是要吃定我一辈子了。我想，一个人小的时候，心里装下一件自己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事，可以让他自觉克服怠惰、恐惧，坚持努力去完成，这得算一件好事。只是天底下小孩子都不知轻重，英雄哪是那么容易当的呢？
小的时候，我还当过一次群众演员呢。20世纪70年代，吕玉兰作为临西乡党，曾回县里拍过一个新闻纪录片。村里男女老少很多人接到通知，大家听说拍电影高兴之极，拿起自家的铁锹、箩筐，一股脑赶到了村东的小河沟。我也忝列其中，做了一回群演。纪录片拍成后，还在我们村放映过一回，又是“万人空巷”。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电影貌似逼真，其实是最不写实的艺术。当年我们村东那条浅浅的小水沟，搬上银幕后竟然神龙摆尾，颇有些格局与气象。我当时看着银幕一直发愣，和天天见惯的那条小水沟，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乡亲们是不管那么多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里。拍的时候，参与热情高涨，配合很默契。看的时候，更兴奋，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特别是给了个大特写的四爷，脸上总是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
后来电影看了很多，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新鲜感早就没有了，渐渐形成一个心得，一定不要刻意去找好电影。好电影，就像情爱一样，极少，而且可遇不可求。时下一些影评属狗血式的，依他们的逻辑，世界上好像只应有好电影，否则就该死。这怎么可能呢？天天都有极品，个个都是经典，那样的世界只有上帝受得了，不是太可怕了吗？真正喜欢电影的人都懂得，电影和任何艺术一样，好作品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一般，也有非常差劲的，相当于催呕剂。正视现实，放弃幻想，可能会更好地享受电影带给自己的欢乐。我喜欢跟朋友们分享一个电影——《洞里春光》，是由比利时人萨姆·贾巴尔斯基导演的。这部电影的题材很变态，可能是导致它不够有名的原因。但是，堪称精品。电影情节很简单，50岁的老妇人麦基很爱自己的孙子，却无力承担孙子昂贵的医疗费。情急之下，她瞒着家人做了提供特殊服务的应召女郎。
故事是极度黑暗的，情感却越来越明亮。导演和演员都很棒，成功演绎了生活的辩证法。中国人很早就懂得欣赏荷花的风度，知道环境与人心毕竟是两码事，恶劣的环境可能更好呈现人心的可贵。今天中国艺术家似乎忘了这个祖传，大家在拼命抱怨环境，诅咒环境，然后放纵自我。如果放纵真的很过瘾，不说也罢。放纵真的很过瘾吗？谁能够肯定地站出来呢？我很奇怪，比利时的这位导演，他怎么能够无师自通地洞悉中国文化的奥秘，并用之于自己的电影中，在那么一个最应该绝望的环境里找到人心的怦然跳动，找到抗拒绝望的力量。大家应该好好想想我们的祖先都留下了哪些值得珍重的东西，让我们离愚蠢远些，生活得安好些。
总的感觉，电影是个舶来品，到今天还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离落地生根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甚至十分悲观，就像油画一样，电影到底是不是适合中国人的生活？当然，这也许并不算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题目，本应该写得轻松些吧。可是写出来一看，却轻松不起来。真是无药可医了，打住吧。 （司敬雪，作家，现居石家庄）
选自《燕赵都市报》201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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