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于浙江杭州举行的，以“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为主题的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上，《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说，当我们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人的，我们不会想这个人年龄有多大，也不会因为他年轻，就包容它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弱点。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作为一本刊物的编辑，即使能包容年轻写作者的某些缺陷和弱点，也不应该因为肩负力推新人的使命就降低对作品品质的要求。
迄今已走过60周年历程的《西湖》，大约就是他眼里这样一本既包容又有要求，并且拥有自己的模样和品格的文学刊物。在同期举行的“《西湖》杂志创刊60年庆暨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程永新表示，进入新世纪后，曾经的北漂作家吴玄接手《西湖》杂志，定位清晰而明确，把培养新人作为宗旨，不仅为文坛推介了一批重要的青年作家，也为浙江的文学繁荣作出贡献。“《西湖》正是在明确的定位下，扎扎实实只做一件事，由此散发一种恒久而清新的精神气息，一本刊物的灵魂就这样被塑造、被雕刻、被定格。”
能否“及时被发现”影响年轻作者的成长路径
程永新这番话看似仅仅只是对一家兄弟刊物的褒奖，实则联结着一个更大的文学背景。近年来，随着写作队伍代际更迭加剧，发现新人成了摆在各大文学刊物面前的重任。《收获》曾推出青年作家专号，《十月》有“新干线”，还有一些以刊发青年作品为主的杂志，更是在不遗余力推出新人。在《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看来，这其中推新人推得特别成功的，无疑是《西湖》。进入新世纪以来，该杂志以“新锐出发”为办刊宗旨，累计推出二百多位新锐作家。目前，活跃在文坛一线的众多“70后”、“80后”作家，都是从这里出发的。也因此，《西湖》与《作家》《山花》《青年文学》被称为当下文学期刊界的“四小名旦”。
宗仁发一言以蔽之，如果说在另外的杂志上，我们看到的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的比例是四六开、三七开或者二八开，我们在《西湖》上看到的陌生面孔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而在《西湖》上出现以后，我们对这些作者便会越来越熟悉。这就相当于说这本刊物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类似“国家二队”的角色，或者成了青年作家的大本营。“《西湖》的这个定位定得非常牢，而且一直坚持下来，毫不动摇，栏目设置还有组稿完全围绕这个定位，包括颁发‘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措施也支撑这个定位，要在当下文学格局中厘清青年写作整体状况，肯定要关注这本刊物。”
不仅如此，青年作家石一枫更是现身说法，很久以来，定期翻看《西湖》，从上面寻找合适的作者再去约稿，已经是他所在的《当代》杂志的一个固定习惯。“相信不仅《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这些兄弟刊物也是如此。一本杭州刊物，不远万里地向北京、上海，向整个中国输送文学人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在文学上受惠于《西湖》者多矣。我们这些作者和编辑，也应该一起感谢吴玄和《西湖》。”
而一个新人要是能在最合适的时间，得到一个重要刊物的认可和鼓励，其日后创作会受到何种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作家东君感慨，他1994年就认识吴玄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整个乐清，乃至温州，吴玄都称得上是写得最好的新锐作家。但那时，他的作品还只是发表在乐清的一家小刊物上。直到十多年后，吴玄的小说才在《收获》上发表，而这些作品都是他在二、三十岁时写的。“所以吴玄被发现太晚了，如果早一点被发现，他的写作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缺乏对写作的敬畏和生活经验，是当下年轻作者的“硬伤”
相比而言，为《西湖》力推的这些新锐作家，即便不说在最合适的时间被发现，至少也没有如吴玄本人这般“被发现太晚”。这样的发现，不时让为力推新人而焦虑、奔忙的文学界惊喜、欢呼，但惊喜、欢呼过后，不少作家、评论家，还有编辑、读者都不同程度以为，新锐作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不如预期。
即便是如张楚这般一贯以温和面貌示人的作家，在说了新锐作家们上过很好的大学，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小说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能写出非常规范的书面语等诸多好话后，也忍不住说了他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他们都愿意写那种特别日常的、波澜不惊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肯定有暗流在涌动，他们在探测未知的暗流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作家黄咏梅也表示，虽然眼下很多新锐作家已经写出一些好作品，但相比曾经的新锐在同样的年龄已经写出各自的代表作，仅凭这一点也说明年轻一代还有不小的努力空间。
作为时常审读各方来稿的作家，《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体会无疑更为深切，发言也尖锐一些。他说，编辑平时看稿子是不看年龄的，但时间长了，对比新、老作家，还是会发现“80后”，特别是“90后”作家写作确实存在更大的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虽然听起来名头已经不小了，但文字叙述这一关都没有过。“我们编辑看到他们文字写成这样，叙述能力那么弱，也觉得奇怪这个作家怎么就莫名其妙红起来了。很显然，有一些知名的青年作家是名不副实的。”
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在钟求是看来，青年作家写作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同质化现象。“过去我们总是说，年纪大一些的作家创作越来越同质化，年轻作家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想法，还有写的题材都比较新鲜，都有新意，但我发现这种新意也会慢慢趋同。”在他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经验趋同，每个人在手机上了解的信息都差不多，不像过去消息比较封闭，反而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以钟求是的观察，相比“60后”或“70后”作家，“80后”或“90后”作家，明显普遍少了情怀。“或许是他们看问题更‘功利’了吧，这将对他们写作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
让钟求是更为头疼的是，他经常会在来稿中看到一些硬伤。“以前有改稿会，会避免一些类似的问题。但现在除非出现特别明显、特别离谱的硬伤，我们会改一下，一些细小的硬伤也就放过了。”有丰富写作和编辑经验的作家马小淘和林那北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马小淘说，前段时间编了一个中篇，写1985年第一次去国外吃西餐，之前只吃过肯德基、麦当劳，但这两个品牌要到1987年才进中国。林那北说，她在一家知名杂志上读到一位年轻作家写的小说，道是主人公把两个月的胎儿流产，而已经知道是一个男婴。“但中国大陆目前还不可能检测两个月胎儿的性别，在小镇上就更不可能了。”她还记得读过一篇小说围绕浪琴表展开叙事，并说这是世界顶级名表，但实际上浪琴表并不能位列世界名表。“所以，他围绕这个表来演绎一个故事，出发点和支点就是错误的。”
在林那北看来，年轻作家写作之所以出现这些硬伤，一方面是他们对写作缺乏必要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是缺乏生活经验。“现在的年轻人是在书本中间长大的，他们精神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有时他们会写出很特别的文本，但也有很多时候，确实感觉到他们对生活的积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才会出现类似问题。当然，随着他们年纪长大，生活经历越来越丰富，可能会越来越多避免这些问题。”她也格外看重青年作家的成长性。“所谓成长，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自我时时有更新，并且保持某种敏感度。如果说没有这样敏感的话，就好比一个老农虽然种了一辈子的稻田，他也不可能用文字来描述他是怎么耕种、劳作的。”
“新锐”包含对一个作家努力保持成长性的要求
林那北强调的成长性，也为很多其他与会嘉宾看重。事实上，“新锐作家”这个称谓中的“新锐”两字，虽然关乎年龄，年轻作家也自然会比较多被赋予新锐之名，但恰如评论家项静所说，不管是新也好，还是锐也好，首要都不是指向年龄，而是作品本身既新且锐。当然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新锐”这两个字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包含了对一个作家努力保持成长性的要求。
以《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的观察，进入大家视野的新锐作家，大部分都发展得很好，但还是有一些销声匿迹了。在他看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当了新锐以后，他们拒绝成长，而是为了便于发表，不断重复自己，用一些常规的办法写作，这样新锐的姿态很快就消失了，写作也不那么纯粹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成为新锐以后，他们便为过度的焦虑所困扰。“陈忠实《白鹿原》获奖以后，当时很多年轻作者都写百年家族史，我经常看不出是谁写的，多是一个勾勒，里面没有太多深入的东西，都近乎是潦草的历史。这样的写作对于他们是一种浪费。”
相比而言，如华裔美国作家於梨华这般的写作，则是一个作家始终都在成长的例证。程永新表示，他读了於梨华前些年出版的《彼岸》后，为她在这么大年龄还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感到震撼。“我以前读过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她写知识分子在美国那种无所依傍的状况，当时觉得也不错，但现在回顾又觉得有一些不满意，但《彼岸》我真是觉得很棒。而在国内通常情况是，如果对年事已高的老作家写的新作不满意，我们就会想他年龄大了，写得不那么好也可以原谅，但即便如此，像於梨华这样始终有成长性的写作特别值得尊重。”
话虽如此，相比老作家，年轻作家写作即使相对稚拙，也更需要得到鼓励。只是逢上文学界期盼新人，各大刊物力推新人的浪潮，他们中的多数或许都受到了太快、太多的鼓励，这让评论家黄德海感到有些担忧。在他看来，看一个作家作品写得怎么样，应该看他的写作是否表现出成熟度。如果一个比较年轻的作家，没有经过什么坎坷或起伏，而是一直受到各种鼓励，有朝一日受挫，心态就容易失衡，甚至会觉得被文学界亏待了。这对于他持续写作未必是好事。”
但无论如何，来自文学界的鼓励，对新人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新锐作家有着怎样的写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对自己写作有更高的要求。以此观之，如今依然当得起“新锐作家”称谓的文珍的看法有代表性。她表示，一个作家，无论年轻，还是年老，当他面对一次新的写作的时候，他依然得回到原点，依然是个新手，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所以，并不是发现一些新的面孔、一些新的名字，就是发现所谓新锐。这个词其实是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写一本书是为了对抗已经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或者提醒我们写作不是继续玩前人已经玩过的技巧，‘发现’前人已有的发现，而是尽我们可能抒发一点点新意。”
此次分别凭《九重葛》《在平原》《上海动物园》获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郭爽、王苏辛、赵挺，也在各自的获奖感言中，不同程度表现出在写作上求“新”求“锐”的愿望。郭爽表示，如果对我来说，有什么是真正值得去写的，那就是写出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王苏辛坦言，她是那种下笔前对自己要写的东西所知不多的人，常常一篇小说写了一半，才隐约知道自己到底要写什么，但越是不知道，她越是期待把模模糊糊的东西写清楚。赵挺则说，写作只是他生活中诸多热爱的事情之一，很高兴的是在《西湖》，他感受到了这种热爱被尊重，被理解，被认可。也因此，他更有了一种继续写下去的愿望。
事实上，如程永新所言，某位新锐作家得了一个奖，仅只是代表他的某一篇作品被认可，下一部作品又是重新出发，又有一个新的起点。“我对赵挺说过，他的写作在风格上有一些相似性，如果下一篇还这么写的话，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新锐作家某部作品被认可了，不代表他的写作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对写作者来说，写好下一部作品，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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