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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元年纪年镜的产地研究
李井冈
李从明目前所知嘉兴元年纪年镜共发现四枚存世,中国藏两枚、日本藏两枚。中国的两枚一枚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图二),另一枚由笔者收藏(如图一)。日本的两枚其一由东京书院博物馆收藏(如图三),其二由民间收藏(如图四)。
中国的两枚其镜种均为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笔者收藏的这枚镜,表面颜色为江南水坑黑漆古兼泛绿色,圆形镜体、扁圆钮、圆形钮座。纹饰为东王公西王母对置坐于两兽之间的龙凤座上,一神一句芒分别坐于兽尾,对面一神一鸟,亦分别坐于兽尾。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铭,合为:“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吏。” 锯齿纹外铭文一周为:“嘉兴元年,太岁在丁巳,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竟,百湅清铜,服者万年,位至侯王,长乐富贵,吉宜子孙”。直径13.5、边厚0.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杨桂荣女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文中,也刊载了一枚嘉兴元年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从图片及描述的这枚神兽镜的尺寸、背纹及铭文,皆与笔者收藏的一致,应为同模镜。中国的二枚与日本的二枚嘉兴元年镜稍有差异,不属同模镜。四枚镜有几个共同点,都是半圆方枚神兽镜,图一铭文带中都铸有嘉兴元年铭,亦都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日本的两面,据发表的刊物资料看,直径、表面状态、铭文及镜缘边饰完全一样,文中称之为同范镜。两国嘉兴元年镜,从纹饰及铭文上研判并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而制作工艺风格上与三国时吴国完全相同,应同属中国三国时期的吴镜。学术动态梅原末治先生在研究东京书院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时,由于首句四字中“嘉”、“元”二字模糊不清,梅原末治先生假释为“建兴二年”。三国时期有两个“建兴”年号,分别为蜀刘禅的“建兴二年”即公元224年,及吴会稽王孙亮的“建兴二年”即公元253年。由于此镜型制为吴镜,梅原末治先生倾向此镜铸于公元253年的“建兴二年”,长时期未有异论。直至1987年西田守夫发现东京某氏藏镜中,有一面“嘉兴元年镜”其名称、 图二直径、纹饰、铭文及镜缘边饰完全一样,他们称之为同范镜。只是东京某氏藏镜保存完好、铭文清晰。以此镜判明其铭为“嘉兴元年”,始知梅原末治先生对东京书院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铭文释读有误。从而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关于“嘉兴元年镜”铸造年代及产地的讨论。西田守夫先生认为,该镜出产于西凉李歆(417年)嘉兴元年,其依据有二。其一,遍查各种历史年表、史书、文籍唯有十六时西凉第二代君主李歆才有嘉兴元年,这年干支为“丁巳”与镜铭完全相符,因此,西田守夫先生将“嘉兴元年镜”定为是李歆即位当年所作之镜。其二,西凉第一代君主李玄盛为汉人,向东晋皇帝称臣,治下汉人达1700余户, 为前秦苻坚于建元365--385年迁徙于敦煌,李玄盛转徙酒泉并治南人为“会稽郡’’ 和治中州人为“中州郡”. 而在江南的会稽郡自汉至三国盛产铜镜.西凉会稽郡汉人中可能有江南会稽郡制镜工匠之移民, 故认为嘉兴元年镜产自于西凉。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所马渊久夫先生检测铅同位素比值发现,东京某氏藏嘉兴元年镜与众多吴镜一样,所含铅属江南吴地铅矿。
王仲殊先生于1987年8月26日,接到西田守夫先生的询函后,对“嘉兴元年镜”进行了考证。通过对中国国博藏“嘉兴元年镜”、湖北鄂州出土“黄龙元年镜”的对比研究,并参阅大量历史资料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发表于《考古》1995年第8期《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王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不同观点。其一,王先生认为在众多吴镜的纪年、纪月、纪日中, 除了纪年的干支时有出现错误外其它该少有虚托之词。针对西田守夫提出嘉兴元年镜产自西凉的观点, 王先生查对万年历后发现,西凉的嘉兴元年(417) 五月根本没有丙午日。其二,王先生把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文进行对比分析, 两镜的字句几乎完全一致。其中镜铭中“帝道始平”更有历史依据。三国孙权在黄龙三年(231年) , 吴帝孙权建始平县(今浙江天台),所以吴地工匠在镜铭中铸“帝道始平”贺表吴帝帝业平坦在情理之中。而李歆即位的嘉兴元年在镜中使用这样的铭句,则不免使人难以理解。图三其三,王先生认为:黄龙元年(229年)嘉兴元年(417)时间上相差近200年, 其图纹类同、铭辞字句一致、铭文书体相似,这在类型学上讲不通,不可思议。其四,王先生认为“嘉兴”二字出典于“嘉禾兴”。自两汉以后凡言及象征祥瑞的嘉禾出现, 其用语有两种方式。王充《论衡·讲瑞》称“嘉禾生”、《汉书·公孙弘传》称“甘露降, 风雨时,嘉禾兴”、《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称“嘉禾兴”。以此有“嘉禾”“禾兴”“嘉兴”等句的由来。历代君主登基、改元、重大庆典往往托假祥瑞物。如孙权称帝时,以武昌(今鄂州)蹯龙矶出现黄龙为借口,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黄龙三年(231年)二月会稽郡报称由拳县野稻自生, “野稻自生”嘉禾出现, 改由拳县为禾兴县;十月临海郡报称新置始平县出现嘉禾, 更是喜上加喜,翌年(232年)改元“嘉禾”。赤乌四年(241年)太子孙登死,赤乌五年改立孙和(孙皓之父)为太子。为避太子名讳改禾兴县为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市)。即嘉兴县之由来。 图四据《三国志·吴志孙和传》记载孙和子孝,赤乌十三年(250年)孙和遭谮被废, 先后徙故障(浙江安吉), 遣长沙,建兴二年(253年)赐死于新都(浙江淳安)。永安七年(264年) 孙皓即位改元为元兴元年, 遵乃父孙和为昭献皇帝,追谥文皇帝并立庙, 迎神灵入庙,仪式之隆重逾超常规,无例可循。孙皓为追谥文皇帝。同时又追谥年号, 孙皓按“嘉禾兴”典故追改“嘉禾”为年号因避讳而改为“嘉兴”。既然追改“嘉禾”为年号,也只能改最后一年,即“嘉禾六年”(237年),该年干支为丁巳与镜铭相符。由此王先生偏向于“嘉兴元年镜”是三世纪吴国所铸。王先生最后希望吴国故地能再出土一面“嘉兴元年镜”,以实物证明产地。查找新的证据1997年初夏,一农民拿一面铜镜到市场出售,要价数百元,并称此镜在鄂州市市区之东司徒村附近取土工地捡到。由于此镜的纹饰及铭文都铸造得较规整,铭文基本一目了然,较国家博物馆藏那枚“嘉兴元年镜”清楚,稍有收藏经验者较容易辨认出“嘉兴元年”铭。至此,“嘉兴元年镜”再次现身于三国时期的武昌城(即今日的湖北省鄂州市)。古时武昌曾两度作为吴国故都,即221年孙权在称帝和265年孙皓自建业还都于武昌。尤其是孙皓自建业还都于武昌,在此期间为其父完成了平反、追封事。“嘉兴元年镜”在鄂州出现,应是历史的必然。根据学术界按藏品出土地多应为产地的一般定论规律,“嘉兴元年镜”出现于鄂州,为“吴镜”之说者提供了最直接的有力证据。以上各家之言大多从理论上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前人的博学让人景仰。然而他们大多没有条件上手将铜镜实物进行对比观察。藏家则不同,他们站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可以手拿实物天天看,早晚揣摩。经对所藏“嘉兴元年镜”数年的观察研究,笔者也谈几条不成熟的认识,以供大家讨论。 除笔者所藏“嘉兴元年镜”出于鄂州外,其余三镜皆未明确出土地。从现象来看,除日本正仓院及个别寺院有唐朝赠送为数不多的铜镜,并一直未入土而被保存至今外,其余皆不可能从铸出后一直使用并传世至今。一般能见到的唐代及其以前的铜镜,皆应为出土之物而非传世品。作为出土物埋藏地下千年以上,必然会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而生成各不相同的锈蚀状况,中国西北地区少雨干旱,而南方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位高,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在中国南、北方出土的金属制品,其表面的锈蚀状况有着明确差别。就唐代以前的铜镜而言,北方多为红斑绿锈或“水银沁”,南方则多为“黑漆古”或“绿漆古”及“灰漆古”。笔者对众多的博物馆、私人藏品及古玩市场进了全面分析考证,各地所出铜镜地域特点十分明确。从国家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生成黑色的表面状况则不难看出,它应与笔者所藏“嘉兴元年镜”一样,都应出土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再从当年各地流行的镜种、制镜工艺特点上分析,西北地区至今少见神兽镜出土,而纪年神兽镜更是所见无几。说明当年西北地区根本不生产此类铜镜。而南方吴国故地神兽镜有大量出土,纪年的神兽镜也时有出现,仅鄂州一地出土的纪年神兽镜就有数十面之多。三国吴镜特点,一是镜钮顶端有个小阄,似乳房状俗称乳房钮,在《鄂州铜镜》一书中不乏见到;二是钮孔方向不正,即与镜背主体纹饰上下不垂直,这是长江流域镜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三是南方湿度大地下水位高,容易使镜范受潮,浇铸时致使范腔发气而使镜背纹饰部分模糊不清。四是由于长江流域土质偏酸,容易使铜镜生成黑漆古。常有这四个特征同时出现在一镜上,而在西北铜镜上除能见到黑漆古一个特征外,其余特征都很少见到,更谈不上四个特征同时出现在一镜上。因此,从流行的镜种、制镜工艺特点上分析,“嘉兴元年镜属吴镜无疑。铜镜在经历第二个铸镜的高峰期后,至三国时期铸镜业全面进入衰退阶段, 至晋太康之后鲜有规整的铜镜出现。西凉国的南方汉人迁徙于365--385年, 此时南方的会稽郡及武昌的铸镜业已十分箫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没有出土过神兽镜及较为规整的类似神兽镜的铜镜。国内两大著名的铸镜中心尚且铸不了规整的神兽镜,比这更晚的 417年的西凉,根本不可能有铸造“嘉兴元年镜”的技术条件和环境。谜团源于巧合“嘉兴元年镜”有五个巧合, 巧合一,中日两国各自有两面分藏于国立博物馆及民间藏家;巧合二,两国各自的藏镜都是同模镜;巧合三,吴国有祥瑞之词并置嘉兴县, 而西凉又有嘉兴帝号;巧合四,同时期的东晋和西凉都有会稽郡;巧合五,孙皓追改“嘉禾六年”为“嘉兴元年”,与西凉“嘉兴元年”的干支都为丁巳。也许,这是历史给今天的研究者们开的玩笑吧!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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